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己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人们都认为孔子是大圣人，我也认为他是大圣人；人们都认为道教、佛教是异端，我也认为它们是异端。人们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父亲和师长的教导里听熟了的；父亲和师长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儒家先辈的教导里听熟了的；儒家先辈也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他们是因为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孔子说“圣人那是我不能够达到的”，这是他的谦虚。孔子说“讨伐儒家以外的其它思想”，这一定指的是道教与佛教。
儒家先辈根据主观猜测而作出上面这些结论，父亲和师长承袭和述说这些话，后生晚辈盲目地听从这些话。众人之口说着一样的话，是不可能揭穿的；千年以来都是一样，人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说是“徒然无用地记诵孔子的话”，而说是“已经懂得了孔子这个人”；不说是“勉强把不懂当作懂”，而说是“懂了就是懂了”。到今天，即使有眼力，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是什么人呢？敢说自己有眼力？也只有跟随大家罢了。已经跟从众人而把孔子当作圣人，也就跟从众人而供奉孔子像，所以我跟随众人供奉孔子像于芝佛院。
这是一篇带驳论性质的杂文，要批驳的中心论题是“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从而揭示出历代儒家之徒盲目尊孔的荒谬无知。——这本是个绝大的论题，千百年来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著书立说，是是非非，壁垒分明。但要把这个论题驳倒，却不是那么容易。李贽的这篇文章运用其特出的驳论方法和惊人的进步思想，十分出色地交出了一份答卷。
文章一开头，开门见山，以两个对出的分句揭示驳论的论题：“人”与“吾”皆以孔子为大圣，以老、佛为异端。“人”“吾”云云，意在指出人云亦云，世代相沿，成无异词，可见这种观点的普遍性与顽固性。然后作者予以驳斥。他不是采取正面立论驳斥的办法，而是追根寻源，层层推勘，找出“大圣”“异端”说的来历。原来持“大圣”“异端”说的“人人”，并不真的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他们的父辈、师辈那里听来的，而他们的父、师们也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儒先”们那里学来的，而“儒先”们也同样的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孔子那里传来的。再追查一下，原来孔子说过两句话：“圣则吾不能”和“攻乎异端”。其实，由“圣则吾不能”可见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圣”，更无“大圣”之说，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说那是孔子的谦虚，把“大圣”的桂冠硬是扣到孔子的头上；而孔子说的“攻乎异端”中的“异端”，由于在孔子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和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所以这个“异端”只能是指不同的见解、议论，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是指老与佛。经过这样的追根寻源，层层拨开迷雾，原来代代相传的“大圣”“异端”之说，竟是“儒先”们“亿度之言”，是无稽之谈，是他们捕风捉影造出的谣言。这就从根本上拆穿了所谓“大圣”“异端”说的谎言。这是一段绝妙的驳论。最有力的驳论，莫过于证明被驳一方所持的赖以形成其观点理论的材料证据是虚伪和错误的。
在拆穿了“儒先”们的谎言之后，作者正面发了一段评论。古人写这类文章，往往是有驳有论，既驳且论。本文第一自然段侧重于驳，第二自然段则主要是论。作者用“亿度而言”“沿袭而诵”“矇聋而听”，尖锐地指出了儒家之徒将一些“亿度之言”奉为金科玉律，代代“诵之”“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愚昧懵懂而却自以为“知”的荒谬鄙陋。作者在《圣教小引》中有一段话可与这里的评论相阐发：“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里，作者对封建社会传统的偶像和教条给予了大胆抨击，千年腐儒道统之弊，被一言道破。
李贽生活的时代，正是道学猖獗的时代。他的思想与言论在当时确有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世俗昏昏，如同无目。故作者认为，生于无目之世，“虽有目，无所用矣”！——既愤世嫉俗，痛心疾首，又痛感曲高和寡、世无知音。有目而不能用，应是世上最痛苦的了。所以，作者于文章结尾点题，再申此意。“敢谓有目？”有目而不敢承认，这是当时作者处于封建卫道者们的围剿之中，有目而不能用，一切只有“从众”而已：“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事孔子于芝佛之院”亦是“从众”而已。短短几句话中，连用四个“从众”，意在反复申明：事孔子并非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愿，仅仅是一种“从众”的行为。这样，就把“孔子像”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而把这些话“题”在“孔子像”上，则与其说是“事之”，不如说是“批之”。李贽后期文章，笔削挞伐，或正面抨击，或侧面揶揄，皆独具剜心刺骨之力，“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袁中道《李温陵传》）。
李贽的驳论、辩难之类的文章，有其独特的写法。他自己曾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续焚书·与友人论文》）这篇文章即“就里面攻打出来”，所用材料都是腐儒们的口头禅，连“从众”一词也是从孔子言论中拈来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事半功倍，具有无可辩驳的批判力。
万历十三年（1585）春，李贽由黄安移居麻城，弃家只身住在环境幽静的龙潭芝佛院，从事著述、讲学，凡十馀年。这篇文章就是在芝佛院写的。
自汉代以来，孔子被神化。宋明道学家，把孔子当偶像来崇拜。明代科举，把儒家经书法定为考试内容。作者反对盲目尊孔，特写这篇杂文。
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
夜栖高冢占星象，昼上巢车望虏尘。
共道功名方迫逐，岂知老病只逡巡。
灯前抚卷空流涕，何限人间失意人。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舡半欲沉。宿鹭眠鸥飞旧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谅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陈力而相追。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崄兮，历荥阳而过卷。食原武以息足，宿阳武之桑间。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
遂进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边。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征。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庶灵祇之鉴照兮，贞良而辅信。
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无怠，思嗛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诗论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李贽（1527年～1602年），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福建泉州府（福建省泉州市）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李贽幼年家贫，跟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识字读书，二十二岁中秀才，二十六岁中举人。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湖北麻城芝佛院。其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后被诬下狱，自刎于狱中，享年七十六岁。
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出的“童心说”，强调真心，创作要“绝假还真”，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这一倾向亦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