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己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人们都认为孔子是大圣人,我也认为他是大圣人;人们都认为道教、佛教是异端,我也认为它们是异端。人们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父亲和师长的教导里听熟了的;父亲和师长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儒家先辈的教导里听熟了的;儒家先辈也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他们是因为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孔子说“圣人那是我不能够达到的”,这是他的谦虚。孔子说“讨伐儒家以外的其它思想”,这一定指的是道教与佛教。
儒家先辈根据主观猜测而作出上面这些结论,父亲和师长承袭和述说这些话,后生晚辈盲目地听从这些话。众人之口说着一样的话,是不可能揭穿的;千年以来都是一样,人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说是“徒然无用地记诵孔子的话”,而说是“已经懂得了孔子这个人”;不说是“勉强把不懂当作懂”,而说是“懂了就是懂了”。到今天,即使有眼力,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是什么人呢?敢说自己有眼力?也只有跟随大家罢了。已经跟从众人而把孔子当作圣人,也就跟从众人而供奉孔子像,所以我跟随众人供奉孔子像于芝佛院。
这是一篇带驳论性质的杂文,要批驳的中心论题是“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从而揭示出历代儒家之徒盲目尊孔的荒谬无知。——这本是个绝大的论题,千百年来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著书立说,是是非非,壁垒分明。但要把这个论题驳倒,却不是那么容易。李贽的这篇文章运用其特出的驳论方法和惊人的进步思想,十分出色地交出了一份答卷。
文章一开头,开门见山,以两个对出的分句揭示驳论的论题:“人”与“吾”皆以孔子为大圣,以老、佛为异端。“人”“吾”云云,意在指出人云亦云,世代相沿,成无异词,可见这种观点的普遍性与顽固性。然后作者予以驳斥。他不是采取正面立论驳斥的办法,而是追根寻源,层层推勘,找出“大圣”“异端”说的来历。原来持“大圣”“异端”说的“人人”,并不真的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他们的父辈、师辈那里听来的,而他们的父、师们也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儒先”们那里学来的,而“儒先”们也同样的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孔子那里传来的。再追查一下,原来孔子说过两句话:“圣则吾不能”和“攻乎异端”。其实,由“圣则吾不能”可见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圣”,更无“大圣”之说,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说那是孔子的谦虚,把“大圣”的桂冠硬是扣到孔子的头上;而孔子说的“攻乎异端”中的“异端”,由于在孔子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和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所以这个“异端”只能是指不同的见解、议论,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是指老与佛。经过这样的追根寻源,层层拨开迷雾,原来代代相传的“大圣”“异端”之说,竟是“儒先”们“亿度之言”,是无稽之谈,是他们捕风捉影造出的谣言。这就从根本上拆穿了所谓“大圣”“异端”说的谎言。这是一段绝妙的驳论。最有力的驳论,莫过于证明被驳一方所持的赖以形成其观点理论的材料证据是虚伪和错误的。
在拆穿了“儒先”们的谎言之后,作者正面发了一段评论。古人写这类文章,往往是有驳有论,既驳且论。本文第一自然段侧重于驳,第二自然段则主要是论。作者用“亿度而言”“沿袭而诵”“矇聋而听”,尖锐地指出了儒家之徒将一些“亿度之言”奉为金科玉律,代代“诵之”“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愚昧懵懂而却自以为“知”的荒谬鄙陋。作者在《圣教小引》中有一段话可与这里的评论相阐发:“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里,作者对封建社会传统的偶像和教条给予了大胆抨击,千年腐儒道统之弊,被一言道破。
李贽生活的时代,正是道学猖獗的时代。他的思想与言论在当时确有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世俗昏昏,如同无目。故作者认为,生于无目之世,“虽有目,无所用矣”!——既愤世嫉俗,痛心疾首,又痛感曲高和寡、世无知音。有目而不能用,应是世上最痛苦的了。所以,作者于文章结尾点题,再申此意。“敢谓有目?”有目而不敢承认,这是当时作者处于封建卫道者们的围剿之中,有目而不能用,一切只有“从众”而已:“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事孔子于芝佛之院”亦是“从众”而已。短短几句话中,连用四个“从众”,意在反复申明:事孔子并非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愿,仅仅是一种“从众”的行为。这样,就把“孔子像”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而把这些话“题”在“孔子像”上,则与其说是“事之”,不如说是“批之”。李贽后期文章,笔削挞伐,或正面抨击,或侧面揶揄,皆独具剜心刺骨之力,“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袁中道《李温陵传》)。
李贽的驳论、辩难之类的文章,有其独特的写法。他自己曾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续焚书·与友人论文》)这篇文章即“就里面攻打出来”,所用材料都是腐儒们的口头禅,连“从众”一词也是从孔子言论中拈来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事半功倍,具有无可辩驳的批判力。
万历十三年(1585)春,李贽由黄安移居麻城,弃家只身住在环境幽静的龙潭芝佛院,从事著述、讲学,凡十馀年。这篇文章就是在芝佛院写的。
自汉代以来,孔子被神化。宋明道学家,把孔子当偶像来崇拜。明代科举,把儒家经书法定为考试内容。作者反对盲目尊孔,特写这篇杂文。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烟深水阔,音信无由达。唯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
尽日感事伤怀,愁眉似锁难开。夜夜长留半被,待君魂梦归来。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吾邑妇人,不能织䌷织布,然而主中馈,习针线,犹不失为勤谨。近日颇有听鼓儿词,以斗叶为戏者,风俗荡轶,亟宜戒之。
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
苕霅水能清,更有人如水。秋水横边簇远山,相对盈盈里。
溪上有鸳鸯,艇子频惊起。何似收归碧玉池,长在阑干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