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己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人们都认为孔子是大圣人，我也认为他是大圣人；人们都认为道教、佛教是异端，我也认为它们是异端。人们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父亲和师长的教导里听熟了的；父亲和师长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儒家先辈的教导里听熟了的；儒家先辈也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他们是因为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孔子说“圣人那是我不能够达到的”，这是他的谦虚。孔子说“讨伐儒家以外的其它思想”，这一定指的是道教与佛教。
儒家先辈根据主观猜测而作出上面这些结论，父亲和师长承袭和述说这些话，后生晚辈盲目地听从这些话。众人之口说着一样的话，是不可能揭穿的；千年以来都是一样，人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说是“徒然无用地记诵孔子的话”，而说是“已经懂得了孔子这个人”；不说是“勉强把不懂当作懂”，而说是“懂了就是懂了”。到今天，即使有眼力，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是什么人呢？敢说自己有眼力？也只有跟随大家罢了。已经跟从众人而把孔子当作圣人，也就跟从众人而供奉孔子像，所以我跟随众人供奉孔子像于芝佛院。
这是一篇带驳论性质的杂文，要批驳的中心论题是“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从而揭示出历代儒家之徒盲目尊孔的荒谬无知。——这本是个绝大的论题，千百年来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著书立说，是是非非，壁垒分明。但要把这个论题驳倒，却不是那么容易。李贽的这篇文章运用其特出的驳论方法和惊人的进步思想，十分出色地交出了一份答卷。
文章一开头，开门见山，以两个对出的分句揭示驳论的论题：“人”与“吾”皆以孔子为大圣，以老、佛为异端。“人”“吾”云云，意在指出人云亦云，世代相沿，成无异词，可见这种观点的普遍性与顽固性。然后作者予以驳斥。他不是采取正面立论驳斥的办法，而是追根寻源，层层推勘，找出“大圣”“异端”说的来历。原来持“大圣”“异端”说的“人人”，并不真的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他们的父辈、师辈那里听来的，而他们的父、师们也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儒先”们那里学来的，而“儒先”们也同样的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孔子那里传来的。再追查一下，原来孔子说过两句话：“圣则吾不能”和“攻乎异端”。其实，由“圣则吾不能”可见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圣”，更无“大圣”之说，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说那是孔子的谦虚，把“大圣”的桂冠硬是扣到孔子的头上；而孔子说的“攻乎异端”中的“异端”，由于在孔子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和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所以这个“异端”只能是指不同的见解、议论，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是指老与佛。经过这样的追根寻源，层层拨开迷雾，原来代代相传的“大圣”“异端”之说，竟是“儒先”们“亿度之言”，是无稽之谈，是他们捕风捉影造出的谣言。这就从根本上拆穿了所谓“大圣”“异端”说的谎言。这是一段绝妙的驳论。最有力的驳论，莫过于证明被驳一方所持的赖以形成其观点理论的材料证据是虚伪和错误的。
在拆穿了“儒先”们的谎言之后，作者正面发了一段评论。古人写这类文章，往往是有驳有论，既驳且论。本文第一自然段侧重于驳，第二自然段则主要是论。作者用“亿度而言”“沿袭而诵”“矇聋而听”，尖锐地指出了儒家之徒将一些“亿度之言”奉为金科玉律，代代“诵之”“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愚昧懵懂而却自以为“知”的荒谬鄙陋。作者在《圣教小引》中有一段话可与这里的评论相阐发：“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里，作者对封建社会传统的偶像和教条给予了大胆抨击，千年腐儒道统之弊，被一言道破。
李贽生活的时代，正是道学猖獗的时代。他的思想与言论在当时确有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世俗昏昏，如同无目。故作者认为，生于无目之世，“虽有目，无所用矣”！——既愤世嫉俗，痛心疾首，又痛感曲高和寡、世无知音。有目而不能用，应是世上最痛苦的了。所以，作者于文章结尾点题，再申此意。“敢谓有目？”有目而不敢承认，这是当时作者处于封建卫道者们的围剿之中，有目而不能用，一切只有“从众”而已：“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事孔子于芝佛之院”亦是“从众”而已。短短几句话中，连用四个“从众”，意在反复申明：事孔子并非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愿，仅仅是一种“从众”的行为。这样，就把“孔子像”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而把这些话“题”在“孔子像”上，则与其说是“事之”，不如说是“批之”。李贽后期文章，笔削挞伐，或正面抨击，或侧面揶揄，皆独具剜心刺骨之力，“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袁中道《李温陵传》）。
李贽的驳论、辩难之类的文章，有其独特的写法。他自己曾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续焚书·与友人论文》）这篇文章即“就里面攻打出来”，所用材料都是腐儒们的口头禅，连“从众”一词也是从孔子言论中拈来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事半功倍，具有无可辩驳的批判力。
万历十三年（1585）春，李贽由黄安移居麻城，弃家只身住在环境幽静的龙潭芝佛院，从事著述、讲学，凡十馀年。这篇文章就是在芝佛院写的。
自汉代以来，孔子被神化。宋明道学家，把孔子当偶像来崇拜。明代科举，把儒家经书法定为考试内容。作者反对盲目尊孔，特写这篇杂文。
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城人物蹉跎。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
辛亥正月二十四日，发合肥
钗燕笼云晚不忺。拟将裙带系郎船。别离滋味又今年。
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些儿闲事莫萦牵。
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
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李贽（1527年～1602年），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福建泉州府（福建省泉州市）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李贽幼年家贫，跟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识字读书，二十二岁中秀才，二十六岁中举人。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湖北麻城芝佛院。其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后被诬下狱，自刎于狱中，享年七十六岁。
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出的“童心说”，强调真心，创作要“绝假还真”，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这一倾向亦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