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余生足下:前些时候和尚犁支说他自己是永历时的宦官,曾为足下讲述滇、黔时期的事情。我听说后,携带着笔墨到犁支那里询问,等我到那之后,犁支已经离去,因而让足下给我写信,将这件事情叙述一下。去年冬天才收到,读了之后,稍稍知道了大概。我的家乡方学士撰有《滇黔纪闻》一书,我六七年前曾经见过,等到我买了一本,把犁支所说的拿来加以考证,以便弄清二者的同异之处。大体上,两人所说的各有洋有略,但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传闻之间,肯定有错误失实之处。然而,学士考据的颇为精确详实,而犁支所说又是耳闻目睹得来的,二者之间将如何选择呢?
从前,宋朝灭亡时,区区海岛一隅就如同弹丸黑子,不长时间就已灭亡了,而史书仍然能够详细地记载这件事。而现在像弘光称帝于南京,隆武称帝于闽越,永历称帝于两粤和滇黔,地方数千里,前后十七八年。按照《春秋》的义例,岂能不如昭烈称帝于巴蜀,帝爵残喘于崖州,而致使事迹逐渐湮没无闻。近一段时间,文字的禁忌才开始变得宽松一些,但天下需要避讳的东西仍有成千上万,有的人在菰芦山泽之间,有的人悄悄地记述了这些事情的大概经过,所谓把十分之一的历史保存于千百年之后。但这些史书并没有流传于世,又没有热心的人为之编辑搜集,流行不长时间,就已经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那些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都相继死去,这就使得文献无法保存,凋残零落,致使一代兴亡成败,与那些忠臣报国和乱臣误国之事,以及流离失所四处奔波之详情,无法向后人展示,岂不可叹!
有明一代,三百年没有历史。金匮石室所保存的史册,恐怕早晚要散落逸失。而社会上流行出版的那些史书,残缺不全,毁誉失真。嗟乎!世上没有子长、孟坚,不可以轻率写史。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存有这个志向。然而,无法大量地购买书籍,且又为饥寒交迫所困扰,每天都为吃饭和穿衣发愁,我担心写史一事终将废弃。这样,明代强盛时期的史书尚且写不出来,更何况那些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等地的奔窜流亡一类的小小的轶闻逸事呢。前些天翰林院向各州郡收购遗书,史书逐渐汇集起来。但从神宗晚年开始,凡是涉及边疆的,民间都隐没起来不往上交。而除了史官所指名要购买的史书之外,更多的倒是那些潜德幽光,稗官碑试等内容为史馆所没有记载的,而这些都不能呈上,这样,要想写成一代全史,实在是困难啊!
我一直有这个志向,对明史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喜欢询问当时的事情。只是自身与士大夫接触的太少,士大夫又没有写史这个念头。再加上我足迹未尝远涉四方,故而见闻颇少。然而,这个志向却一直保存着。足下如果知道犁支所在那里,能把他找来,和我当面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将不胜欢喜。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第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这篇散文是作者为搜集南明史料,写给他的学生余湛的信,时间大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左右,当时戴名世正在浙江学使处为幕僚。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细把君诗说:恍余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吸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晌。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追昔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起梁谿,归谏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风物,遭谗邪,播历荆楚,涉湘沅,逾岭峤荒陬,止高安,移九江,泛五湖,过锺陵,溯荆江,守滁阳,转寿春,改宾客,留洛阳,廉会稽,过梅里,遭谗者再,宾客为分务,归东周,擢川守,镇大梁,词有所怀,兴生于怨。故或隐显不常其方,冀知者于异时而已。开成戊午岁秋八月。
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缕。歌罢花如雨。 翠罗衫上,点点红无数。
今岁重寻携手处,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门路。乱红飞絮,相逐东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