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众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所天下之人，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巳。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追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音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从前我曾游至一地方，一到那里就浑身发软，歪歪倒倒，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天地因此变换了位置，日月因此失去了光明，眼睛因此发花，心因此荒乱迷惑，身体因此衰败不堪。我向别人打听说：“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畅快舒适的地方，可以尝到美味的地方，可以徘徊闲散的地方，这里便是醉乡。”
啊！这里便是醉乡了吗？古人果然没有欺骗我。我曾听说刘伶、阮籍这一类的人迷恋醉乡的事。在那个时代，国土沦丧，中原纷乱，天下的人，放纵自己痛饮之后便颠颠倒倒，一个接一个不断的进入醉乡了。据我所见，那里不曾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有的人认为那里可使人消除忧愁。如果是可以消除的，就不是真的忧愁；如果是真有了忧愁的人，或许也不必去消除它。何况醉乡实在不能使人消除忧愁，那么，进入醉乡的人，都是没有忧愁的人。
啊！自从刘伶、阮籍以来，醉乡遍及天下；醉乡有了人，天下就没人了。这样的境况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颓废消沉，萎靡不振，进去了就不知道出来了。虽然不曾进去而被迷惑了想进去的人，难道没有那样的人吗？而昏聩无能，丧德败乱的人，常被人指着他们取笑的人，就真不愧是醉乡中的酒徒了啊！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清王朝开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曾以残酷的杀戮来镇压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在思想文化界，又屡兴文字狱，以打击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清绪。刚刚经历了亡国之痛的士大夫阶级和下层知识分子，还未完全从黍离悲感中解脱出来，立即又被置之于严酷的思想钳制之下。对故国的怀恋，对世事的失望，对新王朝的抵触，种种情绪渗和在一起而又不得渲泄，不少人便在这种强烈不满而又回天无力的悲哀中醉生梦死，自甘沉沦。这篇散文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和唐宋古文大家一样，桐城派作家也喜欢在艺术形式上摹仿前人。戴名世这篇文章便脱胎于初唐作家王绩的名篇《醉乡记》。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楚发《绝妙好文》：“文章描写与议论结合。作者对于醉乡的描写，与晋刘伶的《酒德颂》，唐王绩的《醉乡记》所描写的‘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大不相同，他只觉得‘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基于这种感受，对醉乡的看法，自然不同。这是一种形象性的议论，尽管也在说理，但并不枯燥，而且前后贯一，具有一种简洁精致的整体美。”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折花枝，恨花枝，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
怕相思，已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为问郁然孤峙者，有谁来、雪天月夜。五岭南横，七闽东距，终古江山如画。
百感茫茫交集也，淡忘归、夕阳西挂。尔许雄心，无端客泪，一十八滩流下。
戴名世（1653年～1713年），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科榜眼。 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