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六浑来，主三军队，壶关王气曾分。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琵琶何处？听残剌勒，销尽英魂。
霜应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春风袅娜，依然芳草罗裙。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
高欢，英勇善战可主三军颠覆，颠覆北魏以建齐。本地人告诉我别看这儿是一片怪石峥嵘，当年高欢的避暑宫却就建筑在这片山石之上！如今宫虽亡，天龙寺的香火却仍极盛，在那一片氤氲的烟气之下，想来也还剩有当年香姜阁的古瓦吧？当年伴着琵琶高歌《敕勒歌》的英灵（指高欢）如今安在？只有这一曲《敕勒歌》还在至今流传人间！
射猎之事已逝，王业也已泯灭，曾经造了无数亭台楼阁，但而今却也无痕无迹了。岁月流逝，此地仍是春风春草，游女游冶。驱马游览渐至黄昏，满耳所听，唯闻佛寺晚钟；举目所望，唯见山月松门。
词的起句，劈首而来便是直呼那位“神武帝”的名字：“贺六浑（来）”。观之词序中也直点其名“高欢”，可知朱彝尊内心并不“承认”这位北方称雄的“君主”为“正统”，别外也还含有对于这位“武夫”的某种轻蔑之意在内。不过，话又要说回来，高欢毕竟又是一个有所作为、威名四扬的武将和“开国（北齐）之君”，所以接下两句便咏写了他的赫赫“武功”和煌煌“王业”，“主三军队，壶关王气曾分。”这两句中 ，含有两段史事：一是高欢投奔尔朱荣后，英勇善战。一次尔朱荣问左右：“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手下为拍他的马屁，都称可由尔朱荣的弟弟尔朱兆统帅三军。谁知尔朱荣却道：“此（指尔朱兆）正可统三千骑，堪代我主众者，惟贺六浑耳。”他并告诫尔朱兆道，你绝非贺六浑的对手，今后只好听他“穿鼻（意为任他摆布，如牛之被人穿鼻）。这就可知高欢的“武功”和将才。另一件史事是：高欢曾在壶关（今山西长冶市乐。因有山形似壶，故设关于此。汉代属上党郡）一带山中居住过。后来有人奏请北魏太武帝，言“上党有天子气，在壶关大王山”。太武帝听后即南巡到此，令人毁其“风水”，企图破坏此地的“王气”以免分裂他的江山。但以后事实表明，北魏的统治，确实又被高欢所颠覆，故而这里的“壶关王气曾分”即咏写高欢的“裂魏建齐”的“王业”。
在歌咏其“武功”与“王业”以后，作者便又转到今日所见之现实：“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人说”者，本地的“旅游向导”向我介绍也。他们说，别看这儿是一片怪石峥嵘（云根即指山石。《金壶字考》：“云触石而起，故石曰云根”），当年高欢的避暑宫却就建筑在这片山石之上！言外之意，明显含有着无限沧海桑田，今昔盛衰的唏嘘感慨。而离宫虽亡，天龙寺的香火却仍极盛；词人由此而联想开去：在那一片氤氲的烟气之下，想来也还剩有当年“香姜阁”（高欢在此曾建“香姜阁”、“冰井台”等建筑，据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八）的古瓦吧？这同样也是以寺庙的旺盛烟火与离宫的圮废已久，作一种今昔对比，表达出自己“思古之幽情”。随后又叹曰：一代之“人物”既逝，现今流传于人间的，就只有他的一曲绝唱——《敕勒歌》了！于是词人便十分激动地吟出了下面三句：“琵琶何处？听残《敕勒》，销尽英魂。”据史载，高欢与西魏在玉璧一战中曾经大败，士卒死者七万人，西魏人纷纷传说高欢中箭受了重伤。高欢为了振奋人心，用勉强坐帐，使斛律金歌唱《敕勒歌》，其辞曰：“敕勒歌，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亲自和唱，哀感流涕，一时大家为之动容。因为此歌是用琵琶伴唱的，故而音调尤感悲怆。朱彝尊便以“琵琶何处”兴起，引出“听残《敕勒》”和“销尽英魂”的吊古之情来。其意是说，当年伴着琵琶高歌《敕勒歌》的“英灵”（指高欢）如今安在？只有这一曲《敕勒歌》还在至今流传人间！这其实还是在表现他缅怀斯人已逝、感叹其仅存遗韵的伤感意念和历史感慨。
下片续写这种“昔盛今衰”之感：“霜鹰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里头也暗藏几个历史典故；“霜鹰”指高欢有次与刘贵、尉景等人射猎，放一白鹰（故曰“霜鹰”）。不料有一赤兔，奔入茅屋，鹰逐于后，结果被屋内之狗把鹰、兔全都咬死。高欢于是怒而射杀其狗。这里言“霜鹰自去”，即言其射猎之事已逝矣。“青雀”指当年高欢篡夺北魏政权前，民间有谚语曰：“可怜青雀子（暗喻魏帝清河王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暗喻高欢）。”（以上关于高欢的史事，俱见《北齐书·神武帝纪》。）这里言“青雀空飞”，亦言其“王业”已泯灭也。“画楼十二，冰井无痕”则继言高欢专政之后，曾经建造了无数（十二言数量之多）亭台楼阁（其中即有“冰井台”，据讲大伏天中可于其中取藏冰），但而今却也无痕无迹了。这四句借着咏叹史事，目的还以抒发“英雄无觅”的历史感慨。
再下“春风袅娜，依其芳草罗裙”两句，是说岁月流驰，此地仍是春风春草，游女如云的游冶景象，这又与“画楼十二”作遥远的对照，以反复申方言其历史兴亡之叹。而最为令人伤感的更是结尾数句：“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这时，时间已转到斜阳西下，“佛火黄昏”的傍晚，满耳所听，唯闻佛寺晚钟；举目所望，唯见山月松门。是何景也，是何情也，词人那种一切皆归于“空”，一切皆归于“虚”的寂寥意念，便在这暮钟佛灯、残僧凉月的画面中，即淋漓尽致却又含蓄曲折地表露了出来。唐人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朱彝尊此词，也是一篇见“行宫”而说“玄宗”的怀古之词，不过它却比前者写得更其酣畅、更其感慨淋漓；特别是末尾的以“天龙寺”晚景作结，更易使人催生出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情绪”来。
天龙寺，在太原市西南四十公里的天龙山内，为北齐时所建。此寺内旧有避暑宫，相传北齐神武帝高欢曾在此筑行宫避暑（以上据《中国名胜词典》及《大清一统志》）。康熙五年（1666年），朱彝尊入幕山西布政使王显祚，曾于本年及次年游览太原附近的名胜古迹，此词约是此时所作。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言：“鬼也。”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
鬼言：“步行太亟（说明：有的版本中“亟”作“迟”，“迟”为“缓慢”之意），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
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鬼，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文。”
抛却无端恨转长，慈云稽首返生香。妙莲花说试推详。
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著思量。篆烟残烛并回肠。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则怠荒废事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前度小花静院，不比寻常时见。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闲分散。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
闲倚杖，戏临罾。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
朱彝尊（1629年-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金风亭长、醧舫、小长芦钓师，浙江秀水（今浙江省嘉兴市）人。清代文学家、词人、学者、藏书家。
朱彝尊早年为布衣时，专注于古学，博览群书，客游南北，专事搜剔金石录。顺治七年（1650年），赴嘉兴南湖十郡大社。顺治十三年（1656年），接受广东高要知县杨雍建的礼聘，选录《岭南诗选》。此后，漫游于江浙、陕西、山东、京师各地，佐幕为生。康熙十八年（1679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参修《明史》。康熙二十年（1681年），出典江南乡试，入直南书房。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私携仆入内廷抄书，受劾罢官。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辞官回乡，专事著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朱彝尊逝世，时年八十一。
朱彝尊博赡渊雅，学术贡献遍及经学、史地学、文学以及目录学等各领域，所撰《经义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学专科目录。在诗、文、词的创作以及理论上更是成就卓著，深刻影响后世。其诗以才藻魄力称盛，当时与王士禛齐名，称“南朱北王”，为浙派诗开山祖师，与查慎行同为浙派初期两大家，其词讲求醇雅，力挽明词颓风，与陈维崧合称“朱陈”，曾合刊《朱陈村词》，并开创浙西词派，在清代词坛居于领袖位置，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明诗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