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
山中下雨我便冒雨去喝酒,傍晚天气晴好我便和衣而睡。不知道报时的钟鼓几时响起,酣睡梦中,我如蝴蝶一样欢乐畅快。
人老才尽,还无法实现归隐的志向。我经营家产惹得人们笑话,他们不知道我只想在湖边无泥的地方悠闲散步而已。
上片写旅途中冒雨赶路的辛劳以及归来后歇宿的情景。词一开始,就描绘出苏轼带着酒意冒着山中阵雨匆匆赶路的形象。带酒冲山雨”,苏轼的劳苦以至于狼狈不言而喻(这同苏轼在黄州时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不可同日而语)。接着便转到写归来后酣睡的情景。当他赶回凤翔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天已放晴,苏轼似乎什么也顾不上,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连城里报晓的钟鼓声都没有听到。以上两句叙述,除了写出天气变化,表示人已归来(由“钟鼓”所示)之外,主要是从侧面表现出旅途的极度疲劳。苏轼还写到夜里或清晨(李商隐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句)做了一个梦。“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此句显然是用典,而不是梦境的实录。其用意可能有两点:一是表示行旅生活(虽然是短暂的)结束后的一身轻松,二是表示自己具有源于庄周的淡泊功名的意识,因为庄周梦中化为蝴蝶,物我不分,是意味着超然物外的。
下片着重抒写归来后的牢骚情绪以及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这两句反用或借用前人诗意,集中抒发了内心的不平和牢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仁宗嘉祐八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府任,陈希亮来代,陈氏驭下严肃,不假人辞色,而苏轼年轻气盛,每与之争议,胸中不平,时或流露于笔端。事实上,苏轼当时28岁,何谈“老去”。这大概缘于宋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喜欢称“老”。苏轼同时创作的《题宝鸡县斯飞阁》诗中的“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与此意正同。接着笔锋一转,“求田问舍笑豪英”。“求田问舍”,这一典故用来比喻辞官归隐。“笑豪英”,是说为英雄豪杰所耻笑,因为退隐等于放弃苏轼自己早年立下的报国的壮志。这句写出了苏轼进退两难的心情,而后苏轼在诗词中反复抒写这种情绪,表现了苏轼对仕途和人生的一种文化思考,凤翔之作仅仅是初露端倪。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是因为凤翔有东湖的缘故,这句是承上“归来”二字而言,又与开头写马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跋涉的情景相呼应,表现出苏轼此次行役归来后轻松、欣慰的心情。
全词,先描写苏轼旅途的生活情景,再由景入情抒发感慨,反映了苏轼摆脱了仕宦名利、红尘俗务的束缚,以及旷达潇散淡然的人生情怀。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二月,在凤翔通判任的苏轼赴长安(今西安),往岐山,过宝鸡,重游终南山,游途中遇到晴雨变化,苏轼由景生情写下该词。
垂杨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著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渡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山,声声啼鴂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北山有鸱,不洁其翼。
飞不正向,寝不定息。
饥则木揽,饱则泥伏。
饕餮贪污,臭腐是食。
填肠满嗉,嗜欲无极。
长鸣呼凤,谓凤无德。
凤之所趋,与子异域。
永从此诀,各自努力。
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
花絮飘零。莺燕丁宁。怕妨侬、湖上闲行。天心肯後,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
林下荒苔道韫家,生怜玉骨委尘沙。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