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
山中下雨我便冒雨去喝酒,傍晚天气晴好我便和衣而睡。不知道报时的钟鼓几时响起,酣睡梦中,我如蝴蝶一样欢乐畅快。
人老才尽,还无法实现归隐的志向。我经营家产惹得人们笑话,他们不知道我只想在湖边无泥的地方悠闲散步而已。
上片写旅途中冒雨赶路的辛劳以及归来后歇宿的情景。词一开始,就描绘出苏轼带着酒意冒着山中阵雨匆匆赶路的形象。带酒冲山雨”,苏轼的劳苦以至于狼狈不言而喻(这同苏轼在黄州时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不可同日而语)。接着便转到写归来后酣睡的情景。当他赶回凤翔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天已放晴,苏轼似乎什么也顾不上,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连城里报晓的钟鼓声都没有听到。以上两句叙述,除了写出天气变化,表示人已归来(由“钟鼓”所示)之外,主要是从侧面表现出旅途的极度疲劳。苏轼还写到夜里或清晨(李商隐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句)做了一个梦。“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此句显然是用典,而不是梦境的实录。其用意可能有两点:一是表示行旅生活(虽然是短暂的)结束后的一身轻松,二是表示自己具有源于庄周的淡泊功名的意识,因为庄周梦中化为蝴蝶,物我不分,是意味着超然物外的。
下片着重抒写归来后的牢骚情绪以及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这两句反用或借用前人诗意,集中抒发了内心的不平和牢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仁宗嘉祐八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府任,陈希亮来代,陈氏驭下严肃,不假人辞色,而苏轼年轻气盛,每与之争议,胸中不平,时或流露于笔端。事实上,苏轼当时28岁,何谈“老去”。这大概缘于宋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喜欢称“老”。苏轼同时创作的《题宝鸡县斯飞阁》诗中的“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与此意正同。接着笔锋一转,“求田问舍笑豪英”。“求田问舍”,这一典故用来比喻辞官归隐。“笑豪英”,是说为英雄豪杰所耻笑,因为退隐等于放弃苏轼自己早年立下的报国的壮志。这句写出了苏轼进退两难的心情,而后苏轼在诗词中反复抒写这种情绪,表现了苏轼对仕途和人生的一种文化思考,凤翔之作仅仅是初露端倪。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是因为凤翔有东湖的缘故,这句是承上“归来”二字而言,又与开头写马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跋涉的情景相呼应,表现出苏轼此次行役归来后轻松、欣慰的心情。
全词,先描写苏轼旅途的生活情景,再由景入情抒发感慨,反映了苏轼摆脱了仕宦名利、红尘俗务的束缚,以及旷达潇散淡然的人生情怀。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二月,在凤翔通判任的苏轼赴长安(今西安),往岐山,过宝鸡,重游终南山,游途中遇到晴雨变化,苏轼由景生情写下该词。
小构园林寂不哗,疏篱曲径仿山家。昼长吟罢风流子,忽听楸枰响碧纱。
添竹石,伴烟霞。拟凭樽酒慰年华。休嗟髀里今生肉,努力春来自种花。
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
金石忽暂开,都由激深情。
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
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
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
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
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
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脏行。
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
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
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
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荣。
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
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
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
要离杀庆忌,壮夫所素轻。
妻子亦何故辜,焚之买虚名。
岂如东海妇,立事独扬名。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爽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故国如尘,故人如梦,登高还懒。
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步屧荒篱,谁念幽芳远。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试引芳樽,不知消得,几多依黯。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