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逃亡生活是如此紧张，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其一，巧于用典，寄意深永。短短二十八字，连用两个典故，其学力之深富、史籍之纯熟，可见一斑。尤其是，这两个典故用于此情此景，确当精切，二箭而三雕：一是剖露了对出亡诸君的深心祈祷，传达了对身处逆境中的同道者的谆谆叮嘱；二是表明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殷切希望，相信变法者会有出头之日；三是直接影射着慈禧专权的畸形政治，暗含着对其残暴行径的愤慨与蔑视。
其二，气势宏大，笔走风雷。面对人头落地的血的现实，诗人没有颤栗，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人格上的凛然难犯，心灵上的无比坦然；于是，他从容不迫，昂首向天，临危不惧，纵声大笑。这笑，既是强者的笑、英雄的笑，也是冷峻的笑、轻蔑的笑，还是轻松的笑、快慰的笑；这笑。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使一首主题沉重的“死亡之诗”顿时有了让人荡气回肠的生命活力，在艺术上堪称破“滞”妙笔。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八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预新政。九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许多人劝谭尽快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决心留下来营救光绪帝。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
此诗是谭嗣同死后，由刑部狱卒从狱中传出。然据说原诗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向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后来所传颂讷是经过梁启超改动的，即是此诗。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悲愤异常，并为之作《谭嗣同传》以志千秋。
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
摐摐，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逄逄。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南康太守听事之东，有堂曰“直节”，朝请大夫徐君望圣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长短巨细若一，直如引绳，高三寻，而后枝叶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茎；凛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长剑立于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为军六曹吏所居，杉之阴，府史之所蹲伏，而簿书之所填委，莫知贵也。君见而怜之，作堂而以“直节”命焉。
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风雨挠之，岩石轧之，然后委曲随物，不能自保。虽竹箭之良，松柏之坚，皆不免于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栋宇者与竹柏同，而以直过之。求之于人，盖所谓不待文王而兴者耶？
徐君温良泛爱，所居以循吏称，不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于直。观其所说，而其为人可得也。《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饮于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为曲，为曲必屈，曲可为乎？吾欲为直，为直必折，直可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叶，安而不危乎？清风吹衣，飞雪满庭，颜色不变，君来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庐山之民，升堂见杉，怀思其人，其无已乎？”歌阕而罢。
元丰八年正月十四，眉山苏辙记。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
卢橘子低山雨重，栟榈叶战水风凉。
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
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晚清官员谭继洵之子。中国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学者。成年后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谭嗣同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提出变法主张。北游访学时结交了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回到湖南后，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以乃延年会，群萌学会笔等，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进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新政并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谭嗣同为变法献身，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终年33岁。
谭嗣同代表著作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词仅存一首《望海潮》。其诗文风格雄健，感情真挚，富于民主思想与爱国精神。谭嗣同撰写的《仁学》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