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逃亡生活是如此紧张，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其一，巧于用典，寄意深永。短短二十八字，连用两个典故，其学力之深富、史籍之纯熟，可见一斑。尤其是，这两个典故用于此情此景，确当精切，二箭而三雕：一是剖露了对出亡诸君的深心祈祷，传达了对身处逆境中的同道者的谆谆叮嘱；二是表明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殷切希望，相信变法者会有出头之日；三是直接影射着慈禧专权的畸形政治，暗含着对其残暴行径的愤慨与蔑视。
其二，气势宏大，笔走风雷。面对人头落地的血的现实，诗人没有颤栗，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人格上的凛然难犯，心灵上的无比坦然；于是，他从容不迫，昂首向天，临危不惧，纵声大笑。这笑，既是强者的笑、英雄的笑，也是冷峻的笑、轻蔑的笑，还是轻松的笑、快慰的笑；这笑。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使一首主题沉重的“死亡之诗”顿时有了让人荡气回肠的生命活力，在艺术上堪称破“滞”妙笔。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八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预新政。九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许多人劝谭尽快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决心留下来营救光绪帝。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
此诗是谭嗣同死后，由刑部狱卒从狱中传出。然据说原诗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向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后来所传颂讷是经过梁启超改动的，即是此诗。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悲愤异常，并为之作《谭嗣同传》以志千秋。
少日春风满眼，而今秋叶辞柯。便好消磨心下事，也忆寻常醉后歌。新来白发多。
明日扶头颠倒，倩谁伴舞婆娑。我定思君拼瘦损，君不思兮可奈何。天寒将息呵。
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
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半野园者，故相国陈公说岩先生之别墅也。相国既没，距今十有余年，园已废为他室。而其中花木之荟萃，足以误日；栏槛之回曲，足以却暑雨而生清风；楼阁之高迥，足以挹西山之爽气，如相国在时也。
庚戌之春，余友杭君大宗来京师，寓居其中。余数过从杭君，围以识半野园之概。而是时，杭君之乡人有陈君者，亦寓居于此。已而陈君将之官粤西，顾不能意情此园，令工画者为图，而介杭君请余文以为之记。
夫天下之山水，攒蹙累积于东南，而京师车马尘嚣，客游者往往萦纡郁闷，不能无故土之感。陈君家杭州，西子湖之胜甲于天下。舍之而来京师，宜其有不屑于是园者；而低徊留连之至不忍以去，则陈君于为官，其必有异于俗吏之为之己。虽然，士当贫贱，居陋巷，瓮牖绳枢自足也；间至富贵之家，见楼阁栏槛花木之美，心悦而慕之。一日得志，思以逞其欲，遂至脧民之生而不顾，此何异攻摽劫夺之为者乎？然则，陈君其慕为相国之业而无慕乎其为国，可也！
三月三日，丕白：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而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於邑，裁书叙心。丕白。
燕弓弦劲霜封瓦，朴簌寒雕睇平野。
一点黄尘起雁喧，白龙堆下千蹄马。
河源怒浊风如刀，翦断朔云天更高。
晚出榆关逐征北，惊沙飞迸冲貂袍。
心许凌烟名不灭，年年锦字伤离别。
彩毫一画竟何荣，空使青楼泪成血。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晚清官员谭继洵之子。中国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学者。成年后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谭嗣同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提出变法主张。北游访学时结交了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回到湖南后，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以乃延年会，群萌学会笔等，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进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新政并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谭嗣同为变法献身，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终年33岁。
谭嗣同代表著作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词仅存一首《望海潮》。其诗文风格雄健，感情真挚，富于民主思想与爱国精神。谭嗣同撰写的《仁学》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