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
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这篇《深虑论》接触到封建统治能不能和怎祥才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作者列举大量史事论证了靠“私谋诡计”来进行局部改革是不行的;明确提出了要想长洽久安,必须“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平天心”。全文写得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文章开篇从“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面忽其所易”谈起,说到“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子不足疑之事”,接着提出论题:“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这就从人事讲到天道,通篇立意即在于此。
文章的第二段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大量史实。说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确是所有统治者都在深虑的问题。文草首先从秦始皇统一天下讲起。秦始皇虽然接受了周朝因诸侯过于强大而使中央权力分散的教训,改世袭的分封制为郡县制,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自以为子孙帝王可传至万世无穷。但由于亟役万人修筑长城、阿房宫和骊山之墓。加上横征暴敛,滥施威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十二年后就被民问崛起的刘邦灭掉。刘邦打下天下后。接受秦朝中央政权过于孤立的教训,循周之制剖海内面立宗子,大封同姓王。即使这样也没能保住汉家王朝永世相传。后来的几个皇帝虽然不断否定前帝的章法,又不断制定新的应急措施。但由于外戚宦官为患,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接着,魏晋南北朝多有宫廷政变,即使是空前强盛的唐朝,在它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代,虽然费尽心机清除内奸。还是没能发现武则天的谋反阴谋,留下了后患。及至宋朝,虽然解除了藩镇的兵权,但最后也没有能保住江山稷世代相传。这些历代君主都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过一定的改革;开国后也击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做了多方面的防范,但结果仍是防不胜防。这就引发作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是当政者考虏不周、防各不严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紧接着,作者就以这些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进行论证,首先指出这些当政者并不是不聪明,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考虑也确实周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终也未能逃脱“天道”的惩罚,就像“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一样,是人力无法挽救的。最后归结到“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这就为下文的结论作了充分的铺垫。
从“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至篇末为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作者的见解。再次点题,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反复进行论述。先以“古之圣人”不是“私谋诡计”,而是“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此虑之远者”作为正而论点。实际上,这就是说“古之圣人”是工于谋天而能为深虑者。文章写至此,作者的写作真意已明:“天道”并非幽渺难侧,只要“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就可以达到。文章接着又以不能顺其“天心”所带来的结果作为反面论点,再次强调了作者的主张:“夫苟不能自结于天,面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其后果必然是:“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这最后一句反问作结,更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只要尽人事以合“天心”,“天道”也并不是不可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的“天道”即指历史规律,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光靠积虑防范和镇压民众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顺应“天心”,即要对人民实行仁义,“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才行。这里的“天心”,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民意。这和古人所说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一致的。这似乎是在讲,只是改革前朝的一些作法,而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作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由于作者受到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也更不可能明确指出这个规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是什么,作者在这篇《深虑论》中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情况,是为了借古喻今,希望当代统治者能在历史的借鉴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仁义,顺乎民心,以巩固朱姓王朝的统治,而不要重蹈亡朝之覆辙。说到底,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能够深探地忧虑到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颇有见地的。
《深虑论》是方孝孺早年的作品,写于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和前朝许多开国皇帝一样,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加强统治权的问题。他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封建官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也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旅,带来了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朱元璋为了加强朱氏势力面把军事大权交付诸王之手,又便明初盛世潜伏着战祸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了《深虑论》这篇向当政者提出警策劝谏的文章。

松门石路秋风扫,似不许、飞尘到。双携纤手别烟萝,红粉清泉相照。几声歌管,正须陶写,翻作伤心调。
岩阴暝色归云悄,恨易失、千金笑。更逢何物可忘忧,为谢江南芳草。断桥孤驿,冷云黄叶,相见长安道。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山舍初成病乍轻,杖藜巾褐称闲情。
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
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
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
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闲窗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
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照我藤床凉似水,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风轻环佩,玉锁无人掣。闲云收尽,海光天影相接。
谁信有药长生,素娥新炼就,飞霜凝雪。打碎珊瑚,争似看、仙桂扶疏横绝。洗尽凡心,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