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西南地区的山水，只有四川最为奇异。然而它与中原地区远隔万里，陆路有剑阁栈道的险途，水路又有瞿塘峡、滟滪堆的忧虑。骑着马，在竹林和崇山峻岭中穿行，常常是几十天都看不到峰顶。站在高处向下俯视，高峻的山谷深不可测，令人胆战心惊。从水路走，那江中的礁石凶险尖利，波涛旋涡诡异险恶，小船一旦有尺寸差池，往往粉身碎骨，沉入江底而葬身鱼腹。既然是如此艰险，因而那些没有体能的官员不可以去游历，那些有文采而无材质（感受力）的人，即使去游历也不会有收获。不是身强体壮的人，大多会老死在这个地方，为此，那些爱好奇异山水的人都会感到遗憾。
天台陈庭学君，擅长作诗，多次以中书左司掾之职而随从大将北征，建有功劳，提拔为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经过水路到成都。成都，是四川的要地，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曾经在此生活过，英雄豪杰曾在此攻伐征战、驻扎防守过，诗人文士也曾在此游历观览、饮酒射覆、赋诗吟咏。庭学无处不去游历观览，之后必定发而为诗，用来记录这些地方景物和时序的变化，由此他的诗艺更加精湛。三年之后，庭学依惯例自己辞职归来，在京师和我相聚。他的精神更加饱满，语气更加豪壮，志趣理想更加高远，这大概是他得益于山水帮助的缘故吧。
我内心很是惭愧，正当我年少时，曾经立志要出游天下，只是由于学业未成而不得空闲。等到可以出游的壮年时，四方战乱，我无处落脚容身。到现在圣主兴起，天下太平，四海成为一家，然而我却越来越老了。想要像庭学那样游历天下，还有可能吗？
然而，我听说过古代的那些贤士，像颜回、原宪，他们都处在野草都长得埋没了门户的陋室之中，而志向和意气却始终非常高远充沛，仿佛有一种囊括天地宇宙的胸怀。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有超出山水之外的东西吗？庭学大概就是尝试着回去探索这方面的东西吧。如果庭学有什么收获，就要告诉我，那样的话我将不只是惭愧而已。
文章先叙川蜀山水之奇，以“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开篇，领起下文，接着历叙陆路、水路之奇险，以引出“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以衬出陈庭学为“仕有力者”、“材有文者”和“壮强者”，由此下文写陈庭学在四川的游宦则显得水到渠成了。然后写宋濂的夙愿和感受，以及古圣贤的典故，以此来表明他对陈庭学的勉励和期望。《送天台陈庭学序》主旨鲜明，措辞委婉，脉络井然，序次有条不紊，语言简洁不繁缛，不啻为古代赠序中的典范。
第一段从写景着手，突出游蜀之难。“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文章的第一句即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用一个“奇”字概括出川蜀之地的地势、地形、地貌。接着，作者从微观上写出川蜀之地陆路水行皆十分不利，具体描写川山蜀水是如何之“奇”。“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澦之虞”，在这种万仞之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的山路上行走，稍不慎重，就会落人“波恶涡诡”的水中，为鱼鳖所果腹。按理说，作者自己并没有到过四川，文中对蜀地险恶形势的描绘一方面是出于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另一方面大概受到李白《蜀道难》一诗的影响。宋濂是个典型的儒家人物，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对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之就注定了他的这段文字偏重于写实而缺乏李白诗中那种神奇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李白写蜀山道路之险用的是“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有神话传说，有艺术夸张和奇特的想象。而宋濂的“剑阁栈道之险”一句则显得很平实。写山势之高，李白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诗句，而宋濂的“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则平实得多了。尽管如此，宋濂毕竟是一代大手笔，他把借鉴和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简练的文字把川蜀之地的艰难的地势地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出来，这段文字的精采之处不在于作者对蜀地自然景物的描摹，更重要的是在章法上为下文赞陈庭学游蜀作了铺垫。川山蜀水如此之险峻，“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而陈庭学能游蜀，表明他可以归入“仕有力者”、“材有文者”之列。
文章第二段写川蜀之地自古人文环境优越.陈庭学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俱佳的境界中，娱情山水，潜心学习，“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不小的成就，以致于诗歌创作中“气愈充”、“语愈壮”、“志意愈高”。作者在文中特意提到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等杰出历史人物。一方面突出了神奇的巴山蜀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俊杰风流，另一方面含有对陈庭学褒奖的意旨，而作为一个长辈对后学的赞扬，又表现得很得体，无虚饰之辞。
作者在第三段中表达了自己因不能游蜀而产生的遗憾。他追述了自己的生平，流露出对川山蜀水的向往。当他年轻时，因自认为学无所成，故尔无暇远游；壮年时适逢兵荒马乱，无法远游；而大乱平定，天下归一之后，自己已到了耄耋之年，“欲如庭学之游”也已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作者在第三段中还稍有一点自谦与自憾的话，那么作者在第四段中所流露出来的则是有点自矜了。在这一段中，作者委婉地向陈庭学提出劝勉，远游固然能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但居家未必不能成大气候.作者希望陈庭学向孔子的高足颜回、原宪学习，安贫乐道，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时又在不经意中含有自矜的成份.文中作者虽没有直接把自己与颜回、原宪相对比，然而从他对陈庭学的劝勉以及“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和“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两句的语意中，还是能领悟出作者的不语之辞的。
《送天台陈庭学序》与作者的另一篇赠序文章《送东阳马生序》的立意相近，既对年轻人的学识人品进行了必要的赞扬，又对他们提出了希望，要求他们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只是在文章的结构与章法上更具特色。《送东阳马生序》是作者以自身如何刻苦学习的经历谆谆告诫东阳马生，在学习上须花大功夫。而这一篇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作者在写法上则比较委婉。因为陈庭学所仕游之地是川蜀，这就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方便。文章的第一段从川蜀之地的自然环境落笔，写出了游蜀之难，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环境如此之险峻，不是泛泛平庸之徒则不能游蜀。这就为下文写陈庭学游蜀埋下了伏笔。而文章第三段遗憾自己未能游蜀的内容又从侧面赞扬了陈庭学之游蜀。层层相因，环环相扣，前后彼此牵挂勾连，表现出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严密性。按照惯例，文章还应有对所赠人物劝勉的内容，这样才符合赠序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于是就有了作品第四段的内容，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作者在劝勉陈庭学的过程中又不动声色地隐含着自矜与自负，这是出人意表的。至此，整篇文章结构合理。布局精当，既层层相因又浑然天成，表现出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的高超的技巧。
宋濂其人，身为“开国文臣之首”，好奖掖后进，对后进士子多有赠序加以勉励。其所作赠序，常以自身经历感受出发，娓娓而谈，浅近生动，如话家常，以勉励士子立志当高远，学业骛精进。《送天台陈庭学序》即宋濂写给天台陈庭学的一篇赠序。意在说明陈庭学宦游四川以后，“其诗益工”，“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乃是得力于奇异山水的熏陶。
己未冬，余谒孙文定公于保定制府。坐甫定，阍启：“清河道鲁之裕白事。”余避东厢，窥伟丈夫年七十许，高眶，大颡，白须彪彪然；口析水利数万言。心异之，不能忘。后二十年，鲁公卒已久，予奠于白下沈氏，纵论至于鲁，坐客葛闻桥先生曰：
鲁裕字亮侪，奇男子也。田文镜督河南严，提、镇、司、道以下，受署惟谨，无游目视者。鲁效力麾下。
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摄中牟。鲁为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骑驴入境。父老数百扶而道苦之，再拜问讯，曰：“闻有鲁公来代吾令，客在开封知否？”鲁谩曰：“若问云何？”曰：“吾令贤，不忍其去故也。”又数里，见儒衣冠者簇簇然谋曰：“好官去可惜，伺鲁公来，盍诉之？”或摇手曰：“咄！田督有令，虽十鲁公奚能为？且鲁方取其官而代之，宁肯舍己从人耶？”鲁心敬之而无言。至县，见李貌温温奇雅。揖鲁入，曰：“印待公久矣！”鲁拱手曰：“观公状貌、被服，非豪纵者，且贤称噪于士民，甫下车而库亏何耶？”李曰：“某，滇南万里外人也。别母，游京师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毕，泣。鲁曰：“吾暍甚，具汤浴我！”径诣别室，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辞李，李大惊曰：“公何之？”曰：“之省。”与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谒两司告之故。皆曰：“汝病丧心耶？以若所为，他督抚犹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诣辕，则两司先在。名纸未投，合辕传呼鲁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铁色，盛气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余人，睨鲁曰：“汝不理县事而来，何也？”曰：“有所启。”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干笑，左右顾曰：“天下摘印者宁有是耶？”皆曰：“无之。”两司起立谢曰：“某等教敕亡素，至有狂悖之员。请公并劾鲁，付某等严讯朋党情弊，以惩余官！”鲁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来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连夜排衙视事。不意入境时，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见其人，知亏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誉，空手归，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归陈明，请公意旨，庶不负大君子爱才之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为无可哀怜，则裕再往取印未迟。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两司目之退。鲁不谢，走出，至屋霤外；田公变色下阶，呼曰：“来！”鲁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鲁头，叹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几误劾贤员。但疏去矣，奈何！”鲁曰：“几日？”曰：“五日，快马不能追也。”鲁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时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请赐契箭一枝以为信！”公许之，遂行。五日而疏还。中牟令竟无恙。以此鲁名闻天下。
先是，亮侪父某为广东提督，与三藩要盟。亮侪年七岁，为质子于吴。吴王坐朝，亮侪黄裌衫，戴貂蝉侍侧。年少豪甚，读书毕，日与吴王帐下健儿学嬴越勾卒、掷涂赌跳之法，故武艺尤绝人云。
拥岧岧双阙，龙虎气，郁峥嵘。想暮雨珠帘，秋香桂树，指顾台城。台城，为谁西望，但哀弦凄断似平生。只道江山如画，争教天地无情。
风云奔走十年兵，惨淡入经营。问对酒当歌，曹侯墓上，何用虚名。青青，故都乔木，怅西陵遗恨几时平？安得参军健笔，为君重赋芜城。
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
荐枕青娥艳，鸣鞭白马骄。
曲房珠翠合，深巷管弦调。
日晚春风里，衣香满路飘。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月映林塘澹，风含笑语凉。
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
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
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宋濂（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12日），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祖籍金华潜溪，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省浦江县）。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有“神童”之誉。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他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