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延续四十年历史的政权,延绵三千里地域的山河。宫殿高耸入云,宫廷内外各种名花奇树,烟聚萝绕。何曾见识过战争呢?
自从成为俘虏,就日渐消瘦,白发初生。最让人伤心的是那天匆匆忙忙地告别宗庙,教房里还为我演奏着别离的歌曲,我含泪对宫女告别。
此词以“四十年”与“三千里”两个数字开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拉开,场面阔大。南唐自先主立国至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秾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辞意沈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庭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过片用“一旦”承接上片的“几曾”。“几曾”是问语,“一旦”并不是回答;虽然不是回答,却揭示了生活本来就充满变数,只是自己不曾有准备,做了臣虏才明白,语气中有悔之晚矣的沉痛。这不是回答的“一旦”也就具有了回答的意义。“沈腰潘鬓”紧接“臣虏”。李煜用了两个典故,极言自己被俘后精神与肉体上的苦闷和摧颓。古人说忧能伤人,诚然,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了。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句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当他回首往事,那最最不堪忍受的是在匆忙辞别太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离别的曲子。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的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只知欢乐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教坊奏乐本可安慰离情别绪,然而这里反激起了他的无限愁苦之情。李煜另有《望江南》词,所谓“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正可给此词作一注脚。
全词的语言明白如话,而感情却深曲郁结。李煜词所以有语浅情深的艺术效果,在于他真率地披露了亲身的感受。读李煜的词,自觉一种开诚相见的情愫与毫不掩饰、绝无拘束的勇气。吴梅的《词学通论》中说:“二主词,中主能哀而不伤,后主则近于伤矣。然其用赋体不用比兴,后人亦无能学者也。”所谓“用赋体不用比兴”,正指出了李煜词直抒胸臆、率真诚挚的特点。这首《破阵子》即堪称“赋体”的典范。此词另一个特点是对比的运用。上片极言太平景象,家国一统、山河广阔、宫阙魏峨、花草艳美,却反衬出了词人被俘后的凄凉悲苦,从而揭示了他绵绵不尽的哀愁。这种手法广泛地被运用在李煜后期的词中,因为他的今昔之感太深太强。
此词作于李煜降宋之后的几年,即作者生命的最后几年。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金陵被宋军攻破,李煜率领亲属、随员等四十五人,“肉袒出降”,告别了烙印着无数美好回忆的江南。次年春天,作为俘虏,李煜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宋都汴梁,从此过着忍辱含垢的囚徒生活。在汴梁城中,李煜以这一阕《破阵子》记录了亡国当时离别金陵的情景和感受。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
回潭石下深,绿筿岸傍密。
鲛人潜不见,渔父歌自逸。
忆与君别时,泛舟如昨日。
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
南望鹿门山,归来恨如失。
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
彭泽当此时,沈冥一世豪。
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
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
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
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
空余时语工,落笔九天上。
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
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杯盎。
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
明月黄河夜,寒沙似战场。
奔流聒地响,平野到天荒。
吴会书难达,燕台路正长。
男儿少为客,不辨是他乡。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