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吴越王书

五代李煜

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白话译文

今日不能允许我的存在,明日岂能允许您存在呢?一旦圣明天子换个地方奖酬功勋,大王也不过是大梁城一介平民而已。

词句注释

  1. 遗:送交。
  2. 吴越王:指钱俶(929年—988年),钱镠之孙,继任为吴越王,公元948年至978年在位。太平天国三年(978年),宋灭吴越,钱俶入开封,被封为淮海国王,后改封汉南国王,又改南阳国王、许王。端拱元年(988年),改封邓王,旋即暴卒。
  3. 明天子:圣明的天子。这里指宋太祖赵匡胤。
  4. 易:改变。
  5. 赏功:一作“酬勋”,对有功勋的人给以爵位等奖赏。
  6. 大梁:古地名。战国时为魏都,在今河南开封西北。隋唐以后,通称今河南开封为大梁。这里即指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
  7. 布衣:布制的衣服,后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锦绣,故称。

作品赏析

李煜的这封信,今天已不能见到全文,只留下陆游《南唐书》所引的残文。就通常事理而言,分析利害关系而劝钱俶退兵应当是信的主旨。虽然今天已不能知道李煜信的全文,但由这两句话可以知道,此时的李煜,绝望而悲愤。他以“大梁一布衣”的前景反讽钱俶不要逼人太急,因为“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而“大梁一布衣”不是简单的形容,而是用刘鋹之语。《宋史》卷三记载,南汉灭,国主刘鋹入宋。刘鋹在国,常置耽于酒以毒臣属。当宋太祖赐酒之时,刘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李煜以南汉国主入宋之后那种苟活的屈辱,乞怜的羞耻,来警告钱俶:国灭家亡,被俘入宋,土地被人作为封赏,自己一命难保,想在大梁城中作布衣也未必容易。看今日的刘鋹,就知道明日我的境况。可是这种结局,你以为你自己能躲得过吗?李煜虽是以利害在警告钱俶,却语含愤怒,不无挖苦之意。

由此看来,这封信没有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以耐心的劝说去打动钱俶,反而嘲讽挖苦,作出一种困兽犹斗、拼死一搏的姿态。这样,李煜的信没有能说动本来就畏惧宋朝的钱俶,也许还激怒了钱俶,于是钱俶将信上交了宋太祖。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采取使气而言、但求痛快的言说方式,虽然没有收到政治外交的效果,倒是看出平日柔婉的李煜其实还有一种任性的脾气。因此,赵匡胤恼怒李煜“倔强不朝”,欧阳修说由书法看李煜,“可不谓之倔强丈夫哉”(《书录》卷中),都以“倔强”为形容,证之以这封残存的信,可以说表现了李煜性格的另一面。

创作背景

赵匡胤在取得后周政权之后,为实现其统一天下的计划而有先南后北的战略,即先平定南方的割据势力,然后再对付北方。至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后蜀、荆南、南汉都巳先后平定,其疆土划入了宋朝版图,长江以南自唐末以来所建立的政权,就只剩下南唐与吴越二国。而这二国,吴越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听命殷勤,入宋后侍奉更加恭敬小心。南唐虽然也依附于宋朝,也献纳丰厚,但是李煜“虽外恭顺,而内实缮甲为战备”(《东都事略》卷二三),对宋朝存有深深的戒备之心,加之南唐的地势远比在杭浙沿海的吴越重要,宋太祖当然是先取南唐。这样,不仅可以收得南唐之地,可以借此威慑吴越,而且还可以在战争中利用吴越的兵力,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布置。不过,吴越与南唐同在江南,壤土相邻,有唇齿相依之势。宋征南唐,吴越难免会有唇亡齿寒之想。但在李璟时期,南唐与吴越就有了交战,再加上后周政权的威逼利用,双方的关系比较紧张。李煜即位之后,既不能与吴越一笑泯恩仇,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宋朝,也没有听取卢绛诈取吴越之谋,以消除“他日必为北朝犄角”的隐患(《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一),而是视吴越为世仇,在疆场上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摩擦。故在李煜时期,南唐与吴越之间基本上没有外交的来往,双方都没有修睦联合的愿望,而只想各自保全而已。开宝七年(974年)秋,宋军下江南。宋太祖命令吴越出兵。十月,吴越王钱俶率军包围常州。当钱俶攻下了关城,包围了牙城,进逼润州(今江苏镇江),南唐的形势更多一份危急。因为常州、润州失,金陵遂无退路。于是李煜写下了这封信给钱俶,希望他退兵。

名家点评

  • 北京大学教授周兴陆:“(这封信)看似说得在理,实则暴露出他性子直,城府浅,没有机心,缺乏政治谋略。钱俶没有回复李煜,而是将这信交给了赵匡胤。乱世外交,不忌虞诈谲诳,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透露出底牌呢?”(《天教心愿与身违——李煜其人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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