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逍遥堂后千丈高的幽森古木，半夜里远方送来萧萧的风雨声。误以为实现了对床共听夜雨的盟约而高兴，暂时忘怀了眼前不过是漂泊在彭城。
秋天官舍里夜凉似水，我离去后你将像山公烂醉如泥。困卧在北窗喊也喊不醒，只听得窗外风吹松竹寒雨凄凄。
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所说的共读韦苏州（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感旧诗》中又说：“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此时二人皆在做官，行动并不自由。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是诗人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喜的。
第二首是诗人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他离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化用“山公”山简事。山简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闲适，但是嗜好喝酒，一喝就喝到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他离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评苏轼苏辙两人的诗风：“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
逍遥堂在徐州（今属江苏），即诗中所说的彭城。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辙送苏轼赴徐州任，在徐州住了一百多天，八月十六日苏辙离徐州，赴南京（今河南商丘）签判任。这两首诗作于当年七月。
苏辙兄弟的情谊是很深的，《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在苏辙二十三岁以前，即苏轼赴凤翔签判任以前，他们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从苏辙二十三岁起，他们就聚少离多。苏轼在《颍州初别子由》诗中说：“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赴凤翔签判任，一别于郑州西门外；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二别于京城；熙宁三年（1070年）春，苏辙赴陈州学官任，三别于京城。颍州之别之所以“尤酸冷”，是由于他们兄弟都因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而先后离朝，相距比前三次更远，政治抱负也无法施展。这次一别就是七年，是相别最久的一次，离愁别恨也最深。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作于这期间。苏辙一生很少作词，这次在徐州也作《水调歌头》以别苏轼：“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王粲于东汉末年在荆州投靠刘表，不为刘表所重视，作《登楼赋》感叹离乡日久，功业无成。苏辙提及王粲，正说明他的《水调歌头》和《逍遥堂会宿》之所以“其语过悲”（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序），“读之殆不可为怀”（苏轼《和子由会宿两绝》序），除弟兄别情外，政治失意也是重要原因。
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3。晓来露湿轻红。十里锦丝步障，日转影重重。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
夕阳道中。叹秋色、与愁浓。寂寞三千粉黛，临鉴妆慵。施朱太赤，空惆怅、教妾若为容。花易老、烟水无穷。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香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有怀京师上元，与韩叔夏司谏、王夏卿侍郎、曹仲谷少卿同赋。
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倚晴空。玉皇端拱彤云上，人物嬉游陆海中。
星转斗，驾回龙。五侯池馆醉春风。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
人之于物，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则人重而物轻。人重而物轻，则物之附人也坚。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轻也。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谓人重而物轻。且夫吾之于人，己求而得之，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己守而固之，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后与之。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而不可与守天下。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则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术留天下。以术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国长远，后世莫能及。然而亡国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诸侯用事，而秦独得山西之地，不过千里。韩、魏压其冲，楚胁其肩，燕、赵伺其北，而齐掉其东。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而以为不急持之，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是以毁名城，杀豪杰，销锋镝，以绝天下之望。其所以备虑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无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陈胜、项籍因民之不服，长呼起兵，而山泽皆应。由此观之，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姚兴、赫连之徒，纷纷而起者，不可胜数。至于元氏，并吞灭取，略已尽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为周、齐，周并齐而授之隋。隋文取梁灭陈，而后天下为一。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众，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乐，而惧其不久；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为举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制为严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变。谋臣旧将，诛灭略尽，而独死于杨素之手，以及于大故。终于炀帝之际，天下大乱，涂地而莫之救。由此观之，则夫隋之所以亡者，无以异于秦也。
悲夫！古之圣人，修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视失天下甚轻。夫惟视失天下甚轻，是故其心舒缓，而其为政也宽。宽者生于无忧，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昔尝闻之，周之兴，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归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绝，丧失其旧国，而卒以大兴。及观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苏辙（1039年3月17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一字同叔，号东轩长老，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位列宰执。哲宗亲政后，因上书谏事而被贬知汝州，连谪数处。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颍昌。独门谢客十余载，致力于整理旧著、教育子弟。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被追复为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又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有《栾城集》等传世。今人亦整理有《苏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