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读白乐天《江州司马厅记》,言“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设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那司马之职尽去,惟员与俸在。”余以隆庆二年秋,自吴兴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实司那之马政,今马政无所为也,独承奉太仆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谓司马之职尽去,真如乐天所云者。
而乐天又言: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观游,惟司马得从容山水间,以足为乐。而邢,古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贡》衡津、大陆,并其境内。太史公称”邯郸亦漳、河间一都会”,“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余夙欲览观其山川之美,而日闭门不出,则乐天所得以养志忘名者,余亦无以有之。然独爱乐天襟怀夷旷,能自适,现其所为诗,绝不类古迁谪者,有无聊不平之意。则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虽徽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
余自夏来,忽已秋中,颇能以书史自误。顾街内无精庐,治一土室,而户西向,寒风烈日,霖雨飞霜,无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惯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谓识时知命,差不愧于乐天。因诵其语以为《厅记》。使乐天有知,亦以谓千载之下,乃有此同志者也。
我曾经读过白居易写的《江州司马厅记》,文章说从唐高祖以后,众多的官员可以酌事势所宜,自行处理,不必请示,这都不是当初设置各级官职的制度,从五大都督府,到上中下郡司马的职务都没有了,惟有官的名额和体禄还在。我在隆庆二年秋季自吴兴调到邢州任副职,第二年夏季五月到任,实际上主持郡里的马政,管畜牧及采购马匹。而今马政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收接转发太仆寺的文件而已。所谓司马管的那些本职工作,都成过去的事了,真和白居易在文章里说的那样。而白居易又说:九江左有庐山,右有长江、郑阳湖,山高气清,多有美好的景致。守土之臣不可观游,惟有司马可以从容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此为乐。而邢州位于黄河以北,古称河内,性太行山下.《禹贡》提到的衡漳大地全都在其境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邯郸也是漳河之间的一个都会,当地的风俗习惯仍然有赵国之风。我一向想浏览它的山川之美,而终日闭门不出,于是白居易所得以养志忘名的游历山川之乐,我也无由得到。然而我独爱白居易襟怀愉夷旷达,能自找适意;看他写的诗,绝不像过去被迁滴的人,流姆无聊不平的情绪,那么白居易所描述的九江那美好的地方,也不过是偶尔寄托而已。虽蛰居九江,难道有什么不自得吗?
我自夏天来到邢州,不觉已是秋季,颇能以读书、史自娱。见官署里面没有书斋,就盖了一间土房,而它的门窗向西,秋雨飞霜,无处可避。小桌子、床也不能置备。每月得傣禄黄米两石。我是南方人,不习惯吃黄米饭,然而能宽容安闲,自以为识时知命,大致不愧于白居易.因此我读着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而写了这篇《厅记》。倘若白居易有知,也可以说千年之后还有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了。
全文共分三段。这篇文章的开头很巧妙,有如神来之笔引出唐代曾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而且是读他的《江州司马厅记》。开头一段的文字是不动感情的,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潜台词已经不说自明。第一段引述白居易文章中的相关语句,说明自己主管的马政是无所事事、独奉文移的闲职。并用“司马之职尽去”之语,点明了自己的处境与千年前的江州司马何其相似。
第二段以江州山水之美与邢州环境作比较,说明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犹有赵之风”,不类江州之佳山水,所以也不能和江州司马那样“养志忘名”,只能心仪其“襟怀夷旷,能自适”。第二段感情波澜起伏。白乐天谪居江州,犹有匡庐江湖之佳境可供养志忘名,可自己呢,亦无以有之,比白乐天的处境更差。但是,白居易虽然是个迁谪者却没有无聊不平之意,胸怀夷旷,能自适,是归有光所赞同的。因此,“虽微江州,其有不自得哉”一语,既是说自居易,也是说自己。
第三段具体写自己住处的恶劣环境和以书史自娱的心境,实是以干载之下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同志自居而自表心迹而已。结尾处点睛之笔说得很明白:儒家的“乐天知命”的思想,是白居易和归有光所共有的。
这篇文章刻意摹仿白居易的笔触,宣泄一己不平之气,揭示出异代同悲的实质,即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才的摧残压制。文末所谓“使乐天有知,亦以谓千栽之下,乃有此同志者也”,正是悲愤已极之语。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夏天,作者到邢州就任马政通判。担任一个无所事事的清闲职务,而且是明升暗降,这对作者是政治上的打击,使作者有压抑不快之感。作者由“司马政"联想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遭遇,于是写下这篇散文来将自己和白居易作比较。
小桃谢后,双双燕,飞来几家庭户。轻烟晓暝,湘水暮云遥度,帘外余寒未卷,共斜入、红楼深处。相将占得雕梁,似约韶光留住。
堪举。翩翩翠羽。杨柳岸,泥香半和梅雨。落花风软,戏促乱红飞舞。多少呢喃意绪。尽日向、流莺分诉。还过短墙,谁会万千言语。
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斸春草。
水灌香泥却月盘,一夜绿房迎白晓。
美人醉语园中烟,晚华已散蝶又阑。
梁王老去罗衣在,拂袖风吹蜀国弦。
归霞帔拖蜀帐昏,嫣红落粉罢承恩。
檀郎谢女眠何处?楼台月明燕夜语。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蹻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馀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馀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馀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毛;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族之贵,万锺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耶?惟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招,奚预乎天耶?”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亦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耶?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人以一已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馀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帘内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牙板数敲珠一串,梁尘暗落琉璃盏。
桐树花深孤凤怨。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坐上少年听不惯。玉山未倒肠先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