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上百次的征战使壮士疲劳、士气低落,中原之战的失败之势再难挽回。
虽然江东子弟现在仍在,但他们是否还愿意跟楚霸王卷土重来?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他们也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诗歌开篇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自身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王安石在三、四两句中进一步阐释“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他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是不会替他卖力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题乌江亭》诗,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赴京途经乌江亭所在地和州(今安徽和县),针对杜牧的议论,写了这首《乌江亭》。
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以为君子之处世,轻重之衡,常在于我,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而身与之迁徙上下。设不幸而处其穷,则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闾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盖孔子亟美颜渊,而责子路之愠见,古之难其人久矣。
已而观陶子之集,则其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百世之下,讽咏其词,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进于孔氏之门。而世之论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间,谓为大节,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夫穷苦迫于外,饥寒憯于肤,而性情不挠,则于晋、宋间,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并诸邵子之间。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予又今之穷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
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
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
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
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
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
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
厌厌阎里欢,所营非近务。
促席延故老,挥筋道平素。
间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
放意乐余年,逞恤身后虑!
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梅岭绿阴青子,蒲涧清泉白石,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
清香裛露对高斋,泛酒偏能浣旅怀。
不似春风逞红艳,镜前空坠玉人钗。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