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一钩残月挂在天空，月色昏昏，漏声滴答，黑夜正长；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寂寂地照着我的床。
多病的身子，最早感觉到风霜的寒意；做梦回到家乡，梦中不知道远隔千山万水，道路漫漫。
披衣而坐，纷扰的世事乱人心胸，禁不住慷慨高歌；起床徘徊，俯仰天地，只见到一片孤寂凄凉。
那凄切的鸣蝉声传入耳中，使我的心更乱；它紧抱着萧疏的梧桐树，树上的叶子已经半黄。
诗人选择缺月、孤灯、风露、鸣蝉、疏桐等衰残的景象构成凄凉的秋景和孤寂的旅况，衬托出抱病的行人，从而表现羁旅独苦的处境和心情。
葛溪在江西弋阳。驿是公家设立的车马站或招待过客休息所。人在病中最快感觉到风露的早来，梦中回家，总是不知山水路途的遥远。江湖沦落，人又在病中，最是想家，心境最是凄苦。梦中不知山水长，醒后更觉家乡的路遥。
首联一落笔就从情上布景。“缺月昏昏”是诗人仰视窗外之所见。行役之人每于独眠客舍之夜间最易萌生思乡之情，当此之时，人地两疏，四顾寂寥；唯有天上的明月聊可与家人千里相共，故抬头望月，实为自来行人寄托乡思之一法。这首诗写月亦寓此意，而天公偏不作美，今夜悬挂于天庭的，竟是半轮缺月”，且月色“昏昏”，犹如一团惨白的愁雾。“漏未央”是诗人侧耳枕上之所闻。诗人于扫兴之余，便希望早入梦乡。怎奈原先并不十分在意的漏壶，此刻也仿佛故意作难，滴水声似乎越来越响。这在不眠之人听来，又增添了烦乱，心绪愈益无法宁贴，“未央”两字，不仅暗示入夜巳深，且摹写诗人对漏声的敏感与厌烦心情如见，更兼一灯如豆，忽明忽暗，使孤寂的旅况更加使人难以为怀，而独卧秋床的诗人目不交睫、转辗反侧的苦颜，也就可想而知了。
首联虽为景语，而景中宛然有诗人自己在，故颔联便直接叙写羁旅的困顿和抒发乡思之愁。出句写旅夜的悲苦境遇有三重不堪。病中行役，体弱衣单，值此秋风萧瑟、玉露凋伤的凉夜，不仅肉体上有切肤透骨的寒意，而且连心灵也仿佛浸透在凄寒之中。刘禹锡《秋风引》云：“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所谓“最觉风露早”，亦即刘诗“最先闻”之意。诗人以其超越常人的深情敏感去体察、品尝人间的苦果，自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深悲极痛，三不堪。对句以恍惚的梦境写自己难以排遣的乡愁。大凡思家心切，总希望借梦境与家人团聚，但梦醒之后，往往更增怅惘空漠之感。此句虽未明言梦醒后的难堪，但“最觉风露早”五字已透露梦醒的原因，“不知山水长”五字正是梦醒后的感叹，而将无限惆怅之意，则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刘熙载说：“律诗既患旁生枝节，又患如琴瑟之专一。融贯变化，兼之斯善，”（《艺概》卷二）这首诗上半篇写羁旅之愁，颈联便另出一意，写忧国之思，出句“坐感岁时歌慷慨”，是说诗人一想到时势的艰难，连那无穷的乡愁和病身的凄寒都在所不顾，毅然坐起，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王安石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自涉足仕途以后，对人民的贫困，国力的虚耗，政治上的种种积弊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危机。在此之前，他曾写了《省兵》、《读诏书》等关心政治与民瘼的诗篇，诗中慷慨陈词：“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读诏书》）“歌慷慨”三字正是他“心忧天下”的具体写照。对句“起看天地色凄凉”，写诗人于壮怀激烈、郁愤难伸的情况下起身下床，徘徊窗下。小小的斗室装不下诗人的愁思，只好望着窗外的天地出神，但映入诗人眼帘的，也仅是一片凄凉的景色而已。此句将浓郁的乡思、天涯倦怀、病中凄苦及深切的国事之忧融为一体，复借景色凄凉的天地包举团裹，勿使吐露，似达而郁，似直而曲，故有含蓄不尽之妙，综观中间两联，一写乡思，一写忧国之思,名虽为二，实可融贯为一，统称之为家国之思庐这正合上文所谓“融贯变化，兼之斯善”的要求。
尾联中的“行人”实即诗人自指。诗人握到天明，重登征途，顾视四野，仍无可供娱心悦目之事，唯有一片鸣蝉之声聒噪耳际。“乱”字形容蝉声的嘈杂烦乱，正所以衬托诗人心绪的百无聊赖。“乱”字之前着一“更”字，足见诗人夜来的种种新愁旧梦及凄苦慷慨之意仍萦绕心头，驱之不去，而耳际的蝉声重增其莫可名状的感慨，结句写秋蝉无知，以“叶半黄”的疏桐为乐国，自鸣得意，盲目乐观，诗人以此作为象喻，寄托他对于麻木浑噩的世人的悲悯，并借以反衬出诗人内心的悲慨。
全诗以作者的深情敏感为契机，抒写了强烈的忧国忧家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顿挫盘纡而出，并显示其转折变化的深度与广度，因此能极尽曲折往复之致。
这首诗作于皇祐二年（1050年）。当时王安石从临川去钱塘，途经弋阳，宿驿站中，秋声扰攘，悲从中来，作了这首诗。
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
东楼喜奉连枝会，南陌愁为落叶分。
城隅渌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云。
取醉不辞留夜月，雁行中断惜离群。
有光疏鲁寡闻，艺能无效。诸君不鄙，相从于此。窃以为科举之学，志于得而已矣，然亦无可必得之理。
诸君皆禀父兄之命而来，有光固不敢别为高远以相骇眩。第今所学者虽日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陈说于吾前，独能顽然无概于中乎!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趣融液；举笔为文，辞达义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远矣。
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放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则区区与诸君论此于荒山寂寞之滨，其不为所嗤笑者几希。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要之，穷达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过酣豢富贵；荡无廉耻之限，虽极显荣，祗为父母乡里之羞：愿与诸君深戒之也。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
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
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
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
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
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
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原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於累卵，难於上天；变所欲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极天命之上寿，弊无穷之极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
泰山之霤穿石，殚极之绠断干。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抓，据其未生，先其未形。砻蹐底厉，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原大王熟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全；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之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宋仁宗末年，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次年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因君臣间在变法上的分歧而罢相，出判江宁。累封为荆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今人辑有《王安石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