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江宁的龙蟠里，苏州的邓尉山，杭州的西溪，都出产梅。有人说：“梅凭着弯曲的姿态被认为是美丽的，笔直了就没有风姿；凭着枝干倾斜被认为是美丽的，端正了就没有景致；凭着枝叶稀疏被认为是美丽的，茂密了就没有姿态。”本来就如此。（对于）这，文人画家在心里明白它的意思，却不便公开宣告，大声疾呼，用（这种标准）来约束天下的梅。又不能够来让天下种梅人砍掉笔直的枝干、除去繁密的枝条、锄掉端正的枝条，把枝干摧折、使梅花呈病态作为职业来谋求钱财。梅的枝干的倾斜、枝叶的疏朗、枝干的弯曲，又不是那些忙于赚钱的人能够凭借他们的智慧、力量做得到的。有的人把文人画士这隐藏在心中的特别嗜好明白地告诉卖梅的人，（使他们）砍掉端正的（枝干），培养倾斜的侧枝，除去繁密的（枝干），摧折它的嫩枝，锄掉笔直的（枝干），阻碍它的生机，用这样的方法来谋求大价钱，于是江苏、浙江的梅都成病态了。文人画家造成的祸害严重到这个地步啊！
我买了三百盆梅，都是病梅，没有一盆完好的。我已经为它们流了好几天泪之后，于是发誓要治疗它们：我放开它们，使它们顺其自然生长，毁掉那些盆子，把梅全部种在地里，解开捆绑它们棕绳的束缚；把五年作为期限，一定使它们恢复和使它们完好。我本来不是文人画士，心甘情愿受到辱骂，开设一个病梅馆来贮存它们。
唉！怎么能让我有多一些空闲时间，又有多一些空闲的田地，来广泛贮存南京、杭州、苏州的病态的梅树，竭尽我毕生的时间来治疗病梅呢！
从题目字面上看，写作对象是“梅”，落笔重点在“病”字上，十分醒目。文章这样定题说明作者“歌泣无端字字真”，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记”是记事文体的一种，更见本文所写内容的真实。从文章内涵来看，托物言志，以梅议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以及庸俗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追求个性解放和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作了真切的反映，是一篇语含“酸辣”的十分精彩的小品文。
开头从梅的产地入题，列举出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西溪，都盛产著称于世的梅花，引出叙议的对象。在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古代历来以青松、翠竹、白梅、黄菊等具有自然天性的事物来比喻志士仁人，以它们的苍劲、坚韧、俊俏、雅洁的特性来比喻人的坚贞、高洁的品格。这里自然是以梅喻人，托物言志，喻意深刻，富有韵味和情致。“皆产梅”，一字“皆”，既说梅分布之广，又说梅产地之多，暗喻天下人才不可胜数，江浙一带尤为人才济济，为下文“江浙之梅皆病”先垫一笔。先写梅的产地，也为全文的叙议打下了基础。
下文接着从三个方面层次清楚地分析了病梅产生的缘由：
一是有些人以陈腐的审美情趣和赏梅观点去品梅。这些人认为梅“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而“直则无姿”“正则无景”“密则无态”，以他们的好恶作为品梅的标准。这里用“曲”和“直”、“欹”和“正”、“疏”和“密”六个意义相反的形容词，准确简练、对比鲜明地摆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观：曲、欹、疏为美，直、正、密为丑。这里显然是托梅写人，影射封建统治阶级选用人才的标准。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实行严酷的思维统治，戕害刚正、忠贞、富有朝气的人才，钳制人们成为屈曲、奸邪、蝇营狗苟、唯唯诺诺的庸才和奴才。作者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产生病梅的黑暗社会现实。
二是文人画士正是以上述品梅观点来夭梅、病梅的。文中写道，这些封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说明他们有见不得人的意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以绳天下之梅”，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就是要把“曲”“欹”“疏”作为标准，而将“天下之梅”“斫直”“删密”“锄正”，以达到他们“夭梅”“病梅”的罪恶目的。寥寥数语，严正地揭露和批判了文人画士的居心不善、用意邪恶。这里的文人画士正是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者，他们大兴文字狱，他们以八股文取士。“斫”“删”“锄”，一字一箭，连连戳穿了产生病梅的社会原因，也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的狰狞面目。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罪恶，作者还这样写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只要出现了有才能的士或人，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就群起而督责、束缚，以至于摧残、扼杀他们。这就是斫正删密锄直，“以夭梅病梅”的具体内容。在这一层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作者极大的悲愤。
三是有些人助纣为虐的卑劣行径。这是帮凶者所为。要养出横斜、疏朗、弯曲的梅花，不是那些一般愚蠢的只知道赚钱的人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所能够办到的，于是“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强行地“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这里一连用六个动宾短语，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们，趋炎附势，投合其主子的意图，极尽扼杀人才之能事，他们采取各种摧残人才的卑劣手段，排斥刚正不阿之士，剪除大量有用之才，扼制新生力量，清洗正直忠良，阻遏蓬勃生气，豢养奸佞邪恶的小人。六个动词用得十分精当：“斫”字揭露他们对刚正廉洁人才的粗暴排斥，“删”字暗喻大批有用人才遭到严重抑制，“夭”字象征新生力量惨遭扼杀，“锄”字比喻大量耿直忠良之士遭到清洗，“遏”字指蛮横地遏制、压抑人才蓬勃的朝气；而“养”字栩栩如生地勾画出封建统治阶级豢养、扶植奸佞小人的邪恶用心。从而强烈地谴责、抨击了封建统治者摧残、戕贼人才的罪恶。“江浙之梅皆病”正是“斫”“删”“夭”“锄”“遏”等罪恶行径所造成的后果。这句照应开头，“江浙之梅”是总括“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的文意；“皆病”点明受害面极广，病梅之多──这是“文人画士”戕害的恶果。于是笔锋直指文人画士：“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祸”“烈”总结了人才受害之惨。“江浙之梅皆病”，且“烈至此”，正是《己亥杂诗》中作者所写的“万马齐喑究可哀”，清王朝扼杀人才，到处是死气沉沉的局面。段末一叹，作者无限同情，满怀愤慨，无情地痛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
前面第一段揭示出了病梅的社会根源之后，第二段就写自己疗梅的经过和期望。“予购三百盆，皆病者”，紧扣上文“江浙之梅皆病”；“无一完者”，紧扣上文“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哀怜、义愤之情洋溢、迸发，自然引出“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惨遭扼杀而痛心疾首。如泣如诉的语言，同情、愤激的情调，令读者“心有灵犀一点通”，激起了共鸣。作者俯视了病梅产生的社会现实，又洞察到产生病梅的社会根由，并不消极、低沉，而是“予购三百盆”，“誓疗之”，行动何等果敢，态度何等积极，语言何等深沉。“疗”梅的方法是“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纵之顺之”，就是要破除封建统治对人才的束缚，让人才获得自由发展，个性得到解放。“毁其盆”，“解其棕缚”，就是要摧毁封建统治禁锢人才的精神枷锁。“必复之全之”，就是一定要让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各种人才都能人尽其才。这里吐露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声。作者“疗梅”的描写，曲折地反映了他对于残酷统治的愤慨和要求改革的迫切，以及对个性解放的渴望。从遣词造句看，句式简短，节奏急促，笔力遒劲，让读者感受到“疗梅”急不可待，决心不可动摇。“购”“疗”“纵”“顺”“毁”“解”“复”“全”等动词写出了一系列疗梅的行动及其决心，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专制主义压抑、束缚的满腔义愤和对抗现实社会中专制淫威的斗争激情。“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表现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斗争决心。“予本非文人画士”，表明与他们不是同流人物，也不同流合污。“甘受诟厉”，表现了敢于面对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决心与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思想。“辟病梅之馆”，点明题旨，收束前文。
文章前两段，由写病梅到写病梅之馆。最后一段，写疗梅的心志。用“呜呼”这一叹词引出议论。“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照应前文江浙病梅之多，期望有很多空暇的时间，空闲的田地。实际是慨叹自己暇日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遭受扼杀的局面，所以用反问句式“安得使予……也哉”来抒写“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的心志。末尾这一叹，以议论方式充分表现出作者坚持斗争的志向。
适应其思想内容表达上的需要，文章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也非常特殊。《病梅馆记》采用小品文样式，运用以梅喻人，借题发挥、托梅议政的曲笔，透过植梅、养梅、品梅、疗梅的生活琐事，由小见大，表现了破除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鲜明政治观点和主张。文章段段写梅，处处写梅，通篇写梅，产梅之地、夭梅之由、叹梅之病、疗梅之志、疗梅之法，层层写来，有叙有议，每一段，每一层，都影射腐朽的现实政治，矛头指向专制主义严酷的思想统治，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压制、摧残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砸掉禁锢人才的精神桎梏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迫切愿望，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和改革时政的要求。
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奴役人民，一方面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选用人才的法定文体，以束缚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镇压知识分子.在长期严酷的思想统治下，人才遭受严重的压抑和摧残。此文写于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夕。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日晚颇欲归，主人苦见留。
我非不能饮，老病怯觥筹。
人意不可违，欲去且复休。
我醉彼自止，醉亦何足愁。
归路意昏昏，落日在岭陬。
竹里有人家，欲憩聊一投。
有叟喜我至，呼我为君侯。
告以我非是，俛笑仍掉头。
机心久已尽，犹有不平鸥。
田父亦外我，我老谁与游？
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
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某尝以谓君子之文章，不浮于其德，其刚柔缓急之气，繁简舒敏之节，一出乎其诚，不隐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则潜德道志，不可隐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则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呜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于其德，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异位也。某之初为文，最喜读左氏、《离骚》之书。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见于后，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气道，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于繁，左顾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诚恻怛于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厌。考乎其终，而知其仁也愤而非怼也，异而自洁而非私也，彷徨悲嗟，卒无存省之者，故剖志决虑以无自显，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丽而可悦也；如秋风夜露，凄忽而感恻也；如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
自三代以来，最喜读太史公、韩退之之文。司马迁奇迈慷慨，自其少时，周游天下，交结豪杰。其学长于讨论寻绎前世之迹，负气敢言，以蹈于祸。故其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郁于中，故其余章末句，时有感激而不泄者。韩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庙之江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揽，则极言语之怀巧，有不足以过之者。嗟乎！退之之于唐，盖不试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权臣，临义而忘难，刚毅而信实，而其学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纂孔孟之余绪以自立其说，则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
自唐以来，更五代之纷纭。宋兴，锄叛而讨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近揆两汉，远追三代，而出于孟轲、韩愈之间，以立一家之言，积习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后四方学者，始耻其旧而惟古之求。而欧阳公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豪杰，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而执事实为之冠，其文章论议与之上下。闻之先达，以谓公之文其兴虽后于欧公，屹然欧公之所畏，忘其后来而论及者也。某自初读书，即知读执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广求远访，以日揽其变，呜呼！如公者真极天下之文者欤！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汉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在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盦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