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帐未悬，邺台初筑，复道袤延，绮窗交属。雕甍绣栋，矗十里之妆楼；金埒铜沟，响六宫之脂盝。庭栖比翼之禽，户种相思之木。馺娑前殿，逊彼清阴；柏梁旧寝，嗤其局蹙。
无何而墓田渺渺，风雨离离；泣三千之粉黛，伤二八之蛾眉。虽有弹棋爱子，傅粉佳儿，分香妙伎，卖履妖姬，与夫杨林之罗袜，西陵之玉肌，无不烟销灰灭，矢激星移；何暇问黄初之轶事，铜雀之荒基也哉！
春草黄复绿，漳流去不还；只有千年遗瓦在，曾向高台覆玉颜。
魏帐还没有悬起，铜雀台已经筑好，台上通道蜿蜒纵横，刻花窗户错综交织。雕饰的屋脊，彩绣的房梁，铜雀台屹立在十里妆楼中；金堆的矮墙铜构的河沟，六宫的脂粉盒日夜碰响。庭中栖息着比飞的鹣鸟，门前栽种着相思的文梓。清凉阴郁，胜似先前的馺娑殿；舒裕宽敞，赛过旧时的柏梁台。
不久，魏帝墓荒凉幽寂，风雨凄凄，令三千宫女哭泣，使二八佳人悲伤。虽有爱子佳儿，妙伎妖姬，以及杨林美女，西陵佳人，无不烟消灰灭，一去不返，哪会有时间问及魏帝的死亡。
铜雀台荒凉的台基春草黄了又绿，漳水永逝不还。只有铜雀台千年的遗瓦尚在，高卧在台顶覆盖着往昔的玉颜。
《铜雀瓦赋》文字简洁，文气贯通，全篇主要是抒写铜雀台，仅仅最后两句“只有千年遗瓦在，曾向高台覆玉颜”才涉及到铜雀瓦，算是画龙点睛。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吟咏铜雀台的作品不胜枚举。相比较而言，陈维崧这篇小赋的独特之处在于别具匠心的取材。曹操所筑的铜雀台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物，可资入笔的实在太多，但作者却只取铜雀台上的“瓦”作为抒咏的对象，而将众多的人和物作为深化主题的铺垫，从小处选题，从大处入笔，一反前人沿习，给人一种新颖别致之感。末尾“只有千年遗瓦在，曾向高台覆玉颜”一句，不仅昭示了这种组织安排材料的妙处，而且使人生发出无限的感叹：一代枭雄，千秋功绩，满室妻妾，三宫佳丽，留下来的却只是一片“遗瓦”。用意之深，使人掩卷叫绝。
这篇吊古抒情小赋是陈维崧赋的代表作。全赋虽篇幅短小，但作者充分发挥四六排比的优势。篇中多为整齐对偶的句式，毫无呆板的感觉。作品内容充实，无论是写兴，还是写亡，都显得气魄雄浑，令人心魂悸动。历来吟咏铜雀台或铜雀伎的诗文，皆因缺乏气魄和震慑人心的力量而显得平淡，难以与此赋媲美。此赋作者犹如一个楼房设计师，“基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处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使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李渔《闲情偶寄》）。整篇赋选材精细，结构紧凑，组织严密。大小高低、楼人木鸟、风雨河流、自然山水、人情物态，无不跃然纸上。鲜明的形象，更有助于作者篇末感慨的抒发。统观全篇，一字—句都经作者反复锤炼，因而虽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辞藻清丽，无旖旎之气，独具出尘清凉之致，在抒情小赋中可谓上品。
此赋曾误入冒襄《巢民文集》，比陈维崧《迦陵俪体文集》的《铜雀瓦赋》多了十五句七十六字、且末二句有四字异文，所多出内容在“铜雀之荒基也哉”和“春草黄复绿”之间，文字为“乃有遗瓦，如舟绣菭似，错德俪泓，声谐松壑，醉素留草圣之墨痕，颠米镌秘书之宝阁。光泽莹腻，古灏磅礴，见之三十九年以前，怃焉千四百载如昨。唐宋文房，此为鼻祖；西京玉质，还其大朴。已焉哉”。末二句的四字异文是“千年遗瓦”替换为“土花留碧”。据考证，《巢民文集》中的《铜雀瓦赋》当为陈维崧所作的原稿，而《迦陵俪体文集》中的《铜雀瓦赋》是陈维崧删改而成的定稿。经过删改，此赋在结构上更为紧凑、贯通，而且在意蕴上也更为警策。
清圣祖康熙七年（1680年）冬，陈维崧离京南下，取道河北，游幕于中原，在漂泊中原五年的岁月里，陈维崧两度途经邺下，《铜雀瓦赋》当为其游历邺下时所作。
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晓云。
秋风两乡怨，秋月千里分。
寒枝宁共采，霜猿行独闻。
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有邑人妇，夜起溲溺，回则狼衔其子。妇急与狼争。狼一缓颊，妇夺儿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妇大号。邻人奔集，狼乃去。妇惊定作喜，指天画地，述狼衔儿状，己夺儿状。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缕，乃奔。此与地震时男妇两忘者，同一情状也。人之惶急无谋，一何可笑！
候馆灯昏雨送凉，小楼人静月侵床。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
金屋暖，玉炉香。春风都属富家郎。西园何限相思树，辛苦梅花候海棠。
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
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
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
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
酩酊4醉时日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陈维崧（1625年-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今江苏宜兴）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明末清初词人、骈文家，“江左三凤凰”之一。
陈维崧幼时便有文名，明亡后，科举不第。清顺治三年（1646年），其幼弟陈宗石入赘于商丘侯方域家，陈维崧亦寓居商丘。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一月，陈维崧访冒襄，在水绘庵中的深翠房读书。康熙元年（1662年），陈维崧至扬州与王士祯、张养重等修禊红桥。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官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维崧卒于任上，享年五十八岁。
陈维崧工骈文，气脉雄厚，纪昀称其“才力富健，风骨浑成”，汪琬谓唐开元、天宝后无与抗。诗雄丽沉郁，为吴伟业派，徐乾学称其“近体似玉溪，歌行之运笔顿挫，婉转丰缛，前少陵而后香山”。词最工，一生所作，有一千六百二十九阕之多，古今词家所未有。为阳羡派的开山，与浙派词首领朱彝尊并称，曾合刊《朱陈村词》。其关心民瘼，以杜诗和元、白乐府精神为词，并有大量反映明末清初国事之作，尤足称“词史”。虽导源辛弃疾，但自拓疆宇，所以为大手笔，著有《湖海楼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