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我来凭吊古人的陈迹，登上高楼，却落得愁闷无穷。当年虎踞龙蟠的帝王之都今在何处？满目所见只是千古兴亡的遗踪。夕阳斜照着迷茫的柳树，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中，风儿吹拂着高树，掠过荒凉的丘垄。一只孤独的船儿在秦淮河中匆匆西去，不知何人把激越的寒笛吹弄。
回想当年那功业显赫的谢安，晚年被迫在东山闲居，也被悲哀的筝声引起伤恸。建功扬名的希望都寄托在儿辈身上，漫长的白日只有消磨在棋局中。表明心迹的宝镜已难于寻觅，岁月又将无情地逝去，谁能安慰我的情怀共饮酒一盅？早晨以来江上便狂风怒号，高浪似要翻倒房屋，真令人忧悚。
全词采用吊古伤今的手法，来表现主题思想，写景时，寓情于景，感情极其浓郁；抒情时，吊古伤今，笔调极为深沉悲凉。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的建康却徒留“帝王之都”的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了南宋朝廷不利用健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
“柳外斜阳”五句，是健康眼前的景象，把“兴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词人在这里用谢安被疏远、桓伊为之向晋孝武帝弹筝的故实，实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用谢安事。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这里借用“宝镜”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它既象征着作者内心的极不平静，也象征着南宋国势的危急，甚至也可以象征在主和派当道时抗战派的凶险处境。所以是一语多端，而风格则由下片的哀婉沉郁复归于激荡慷慨，这就使全词风格有双面性，也有包举性——哀婉终究汇流于雄大。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抒发感慨或鸣不平，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此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辛弃疾任建康通判，当时他南归已经七个年头，而他向往的抗金救国事业，却毫无进展，而且还遭到朝中议和派的打击。词人在一次登建康赏心亭时，触景生清，感慨万千，便写了此作，呈送建康行宫留守史致道，以表达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议和派排斥爱国志士的愤懑。
江水既合彭蠡，过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寿春、合肥以傅淮阴，地皆平原旷野，与江淮极望，无有瑰伟幽邃之奇观。独吾郡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出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视他山为尤众。然吾闻天下山水，其形势皆以发天地之秘，其情性阖辟，常隐然与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注游者这众，则未知旦暮而历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于眉睫间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隐榛莽土石之间，寂历空濛，更数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后发耶？余尝疑焉，以质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将往游焉，他日当与君俱。”余曰：“诺。”及今年春，仲郛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归，出诗一编，余取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番见于其诗，使余光恍惚有遇也。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积虚浮素，云水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发声浪浪，矶碕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诸客皆歌乎，举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客有戏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应。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尝一往，诚有如客所讥者。嗟乎！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在，快平生这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
南极悬光之秋，日舒化国；东坡揽揆之度，腊日嘉平。惟贺世之哲人，锡康宁于好德。五更三老，斯实邦家之光；校德论功，尤属弟子之事。恭惟桐城姚惜抱先生，文章千古，可谓在兹；《洪范》五福，盖将咸备。颛词非所以称盛德也，小言不足以备大观也。提捶其要，可得而言：先生世无旷僚，少有令誉。袓传韦孟之诗，母授范滂之传。虽产鲜百金，家徒四壁，而游思之业方新，屡空之乐无改。既而受赏于武成宫中，经过于睿武楼下。绍金华之业，与校中经；收玉笋之班，无非上品。发声北苑，加等西台。此已极俗观之所嫮姱，而要非先生之所自见也。且夫名高则迹近，道直则身轻。昔袁盎抵巇于申屠，望尘不免；贾生开隙于绛灌，藏器何疏。折衷两端，权衡斯得。然则张季鹰命驾而去，岂役志于莼菰？阮嗣宗负薪为词，借收身于黍稷。世徒以三釜心乐，惧失曾子之养；而不知五斗腰折，难屈渊明之躬。此先生之出处，对古人而无愧者也。若夫侍天伦之乐，应人师之求，膳羞馨洁，时牵束脩之羊；桮棬奉承，乃酌问字之酒。虽曰挂冠，不忘鸣铎，非直养也。尤有进焉。自经师异派，曲学华离。综大九流，盖有三道，曰义理焉，曰文章焉，曰考证焉。咸墨守输攻，岀奴入主。为词宗者，务华绝根；谈朴学者，忘经数典。先生挺挏一元，兼包三味。风来水面，悟成章于自然；天在山中，参博物之微旨。欲使辅嗣执卷，不笑康成；范宣宗经，亦知庄子。故其论思六艺，彫琢百家。阙疑斯慎，非《坤干》而不征；圆机所流，说《云汉》而无碍。存大体于碎义，贾孔不能溺其心；辨古书于群言，邹鲁不能眯其目。及乎微之发覆，世昌子美之诗；欧阳代兴，人学退之之步。黜险怪而弗录，刘昼惭其大愚；耻骫骳而弗珍，虞初别于小说。述者谓明，学者宗之。此即随流平进，润色鸿业。其所成就，又多乎哉！先生暂违龙眠之居，久开鸡鸣之馆。此邦人士，尤所染擩。盖室有怀道之士，门无挟货之宾。而韬袠无方，光尘大合。清言徐动，濠梁之意已生；真想在中，羲皇上人不远。至于梦无超俗，而习断三宗；药屏不终，而灵怀两卷。虽假道于旁流，益发皇其庸德。于以血气和平，子孙逢吉。宜也，非幸也。今庚午季冬之月，为先生开袠之辰。前此九月，有重赴鹿鸣之喜。班跻九卿，服加三锡。是时天下之士，咸谓稽古之荣。夫虽对荣观，宴处超然者，达人之大观也；而雍容揄扬，着于后嗣者，凡众之盈愿也。某等愧夏虫之难语，思春木之常芚。无不含识知归，于以抒情宣德。如七十子之服，所愧微言；以八千岁为春，此其初度云尔。
晓朦胧，前溪百鸟啼匆匆。啼匆匆。凌波人去，拜月楼空。
去年今日东门东，鲜妆辉映桃花红。桃花红。吹开吹落，一任东风。
饮散离亭西去，浮生长恨飘蓬。回头烟柳渐重重。淡云孤雁远，寒日暮天红。
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酒醒人静奈愁浓。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早年与党怀英齐名北方，号称“辛党”。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并擒杀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但不被朝廷采纳。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曾平定荆南茶商赖文政起事，又力排众议，创制飞虎军，以稳定湖湘地区。由于他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故而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宰臣韩侂胄接连起用辛弃疾知绍兴、镇江二府，并征他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等官，均被辛弃疾推辞。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有《稼轩长短句》等传世。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