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
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
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
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在家闲居近三十年,因与世俗互不相通。
诗书加深平素爱好,园林没有世俗之情。
如今为何舍此而去,路途遥远去那南荆!
叩舷面对新秋孤月,告别友朋漂荡江中。
临近傍晚凉风微起,夜中景象澄澈空明。
天宇空阔明亮如昼,皎洁江面一片宁静。
身负行役无暇安睡,夜半尚且独自远行。
追求官禄非我所好,我心依恋田园躬耕。
弃官返回家乡旧居,不能被那官禄系情。
安居茅舍养性修真,愿能保我善良名声。
此诗开头六句,是从题前着墨,借追念平生,写出自己的生活、情性,再转到当前。他这年三十七岁,说“闲居三十载”,是就大体举成数而言。过去精神寄托所在是诗书和园林,官场应酬这些尘事、虚伪欺诈这些俗情是远隔而无沾染的。四句盛写过去生活的值得追恋,也正是蓄势;接着便迸发出“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的自诘,强烈表现出自悔、自责。这里用十字成一句作反诘,足见出表现的力度;说“遥遥”,自然不仅是指地理上的“遥遥”,而且也包括与荆人在情性、心理上的相隔“遥遥”。
“叩枻”以下八句是第二节。前六句正面写“夜行”,也写内心所感。诗人挥手告别岸边的友人,举棹西行。这时,新秋月上,凉风乍起,夜景虚明一片,天宇空阔无垠,平静的江波上闪映着月影,望过去分外皎洁。这是无限美好的境界,但是,作者如此着力描写这秋江夜景,不是因为“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而正是为了反映出自己役事在身、中宵孤行之苦。一切美景,对此时的诗人说来,都成虚设;反足以引发其深思,既追抚已往,也思考未来。这样,“怀役”两句,便成了绾结上下的关捩语句。
结尾六句,抒写夜行所感。在上节所写境和情的强烈矛盾下,诗人不自禁地像在自语,也像在对大江、秋月倾诉:“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像宁戚那样唱着哀伤的歌来感动齐桓公以干禄求仕的世不乏人,而自己却恋恋于像长沮、桀溺那样的并肩而耕。“商歌”和“耦耕”,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作者在此已作了明确的抉择。“耦耕”是“归隐”的代称,所以下文就是对未来生活的具体考虑:首先是“投冠”(不是一般的“挂冠”),掷弃仕进之心,不为高官厚俸牵肠挂肚;其次是返归故里,在衡门茅舍之下、在田园和大自然的怀抱中,养其浩然真气。诗人深沉地想:要是这样,大概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了吧。一个“庶”字,也表现出诗人对崇高的人生境界的不息追求。
诗中作者用白描手法写江上夜行的所见、所遇,无一不真切、生动,发人兴会。其抒述感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语。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又说“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道腴”,此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当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隆安四年(400年)春,桓玄克荆州、雍州后,督八州即八郡军事,领荆州、江州刺史。当时陶渊明在桓玄幕府里供职。隆安五年七月,他回乡探亲假满,再次返回江陵(今湖北荆州)的官府,路经涂口时,写下这首诗。
这是陶集中为数不多的行旅诗之一。题云“赴假还江陵”,可见陶渊明正在桓玄处任僚佐。至于他担任何职,因何请假,这些都难以考证。桓玄是一个雄踞上游、时时觊觎着晋室政权的跋扈军阀。在作者写这诗的次年,桓玄便举兵东下建康,翌年废晋安帝自立,国号为楚。
此诗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在表现一种“小雅”“国风”中常见的行役告劳、厌弃仕途之感,但如果联想到陶渊明所处的环境,则诗中投冠还乡的意愿表现得如此明确而又坚决,自然应该视之为他已经对桓玄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而急欲摆脱这个是非之所。这可从到隆安五年冬天,陶渊明就因母丧去职,从此和桓玄、江陵再也不相干这个事件上得到佐证。
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浔阳,后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以赠。
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
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
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
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
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
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
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
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缕。歌罢花如雨。 翠罗衫上,点点红无数。
今岁重寻携手处,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门路。乱红飞絮,相逐东风去。
某尝以谓君子之文章,不浮于其德,其刚柔缓急之气,繁简舒敏之节,一出乎其诚,不隐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则潜德道志,不可隐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则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呜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于其德,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异位也。某之初为文,最喜读左氏、《离骚》之书。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见于后,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气道,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于繁,左顾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诚恻怛于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厌。考乎其终,而知其仁也愤而非怼也,异而自洁而非私也,彷徨悲嗟,卒无存省之者,故剖志决虑以无自显,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丽而可悦也;如秋风夜露,凄忽而感恻也;如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
自三代以来,最喜读太史公、韩退之之文。司马迁奇迈慷慨,自其少时,周游天下,交结豪杰。其学长于讨论寻绎前世之迹,负气敢言,以蹈于祸。故其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郁于中,故其余章末句,时有感激而不泄者。韩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庙之江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揽,则极言语之怀巧,有不足以过之者。嗟乎!退之之于唐,盖不试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权臣,临义而忘难,刚毅而信实,而其学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纂孔孟之余绪以自立其说,则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
自唐以来,更五代之纷纭。宋兴,锄叛而讨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近揆两汉,远追三代,而出于孟轲、韩愈之间,以立一家之言,积习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后四方学者,始耻其旧而惟古之求。而欧阳公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豪杰,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而执事实为之冠,其文章论议与之上下。闻之先达,以谓公之文其兴虽后于欧公,屹然欧公之所畏,忘其后来而论及者也。某自初读书,即知读执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广求远访,以日揽其变,呜呼!如公者真极天下之文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