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询于关氏之老，则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斩焉，彗帚者刈焉，刑余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菶茸荟郁，有无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尝经长者之手，而见贱俗人之目，剪弃若是，本性犹存。乃芟蘙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
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贤者乎？然则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庶。呜呼！竹不能自异，唯人异之。贤不能自异，唯用贤者异之。故作《养竹记》，书于亭之壁，以贻其后之居斯26者，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
竹子像贤人，这是为什么，竹子的根稳固，稳固是为了确立竹子的本性，君子看见它的根，就想到要培植好坚定不移的品格。竹子的秉性直，直是为了站住身体，君子看见它这种秉性，就想到要正直无私，不趋炎附势。竹子的心空，空是为了虚心接受道，君子看见它的心，就想到要虚心接受一切有用的东西。竹子的节坚定，坚定是为了立志，君子看见它的节，就想到要磨炼自己的品行，不管一帆风顺还是遇到危险时，都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君子都喜欢种竹，把它作为庭院中存在价值的东西。
贞元十九年的春天，我在吏部以拔萃及第，被任命为校书郎。最初在长安求借住处，得到常乐里已故关相国私宅的东亭，在那里住了下来。第二天，散步走到亭子的东南角，见这里长着几丛竹子，枝叶凋敞，毫无生气。向关家的旧人询问是什么缘故，对方答道：“这些竹子是关相国亲手栽种的。自从相国死后，别人借住在这里，从那时起，做筐篓的人来砍，做扫帚的人也来砍，砍伐剩下的竹子，长的已不到八尺，数量也不到百竿了。还有平常的草木混杂生在竹丛中，长得繁盛茂密，简直都没有竹子的苗了。”我感到很惋惜，这些竹子，是由年迈德崇的关相国亲手种植，现在竟被庸俗之人看得如此卑贱。但即使被砍削、废弃到这种程度，其秉性却仍然不变。于是我把那些繁盛茂密的草木铲掉，给竹子施加肥料，又在下面疏通、培修土层，没用一天就干完了。从此以后，这些竹子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随风依依，生机盎然，好像在感激着我的知遇之情。
可叹啊！竹子，不过是一种植物，与人有什么关系呢？就由于它与贤人相似，人们就爱惜它，培植它，何况对于真正的贤人呢？然而，竹子与其它草木的关系，也就像贤人与一般人的关系一样。唉！竹子本身并不能把自己与其它草木区别开来，要靠人来加以区别，贤人本身并不能把自己与一般人区别开来，要靠使用贤人的人来加以区别。因此，写了这篇《养竹记》，书写在东亭的壁上，是为了留给以后居住这所房子的人，也是为了使现在使用贤人的人知晓罢了。
全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谈竹子的四种美德：建善不拔，中立不倚，应用虚受，砥砺名行，夷险一致；正因为有这些美德，君子们多将之作为“庭实”。第二段写自己与竹相知相处的经过。那是自己借居已故相国府宅东亭时，有感于原先种的竹已“枝叶殄瘁，无声无色”；经询方知其竹现状是与“他人假居”、无人爱惜竹子有关。于是乎，作者“乃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爱惜并护理竹子将近一整天时间，他旋即感到，竹子以清光朗韵回报自己，付出真情。第三段借竹子前后不同际遇，谈人才的遭遇。竹子“似于贤”得到人之爱惜和培植，对“真贤”的人又怎么得不到爱惜和培植。竹子与草木，就像贤才与一般人；竹子是不能自我张扬优点，而是靠人赏识它；贤才不能自我张扬才干，而是要各级领导使用贤才者，才能发现贤才们的才干，重用之。因此，贤才被各级领导掌握着命运。
文章以竹喻贤人，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高贵品质，决心坚定不移、正直无私、虚心体道、砥砺名行的志向，同时渴望当权者善于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对于人才不被重视的现实流露了隐忧。文章描绘竹之形态，观察入微，抒发感慨，真挚动人；行文流畅，语言朴素，不事雕琢，意境新颖。文章风格与其诗歌一样，通俗平易，有为而作。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心情和盼望执政者善待贤才的意愿。通篇率真自然，不事雕琢，文字省净，意境清新。
这篇散文是白居易的早期作品，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时年作者三十一岁。
白居易生长在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危机和人民的疾苦。他幻想着当权者能够选贤任能，治理关下，企望着有朝一日自己能被重用，作出一番大事业，故写下了这篇《养竹记》。借养竹之事充分表达自己慕贤守道、坚贞不渝的志向。
政和二年三月壬戍，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入，其所赍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
盖尝以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贵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贫贱穷厄、流离迁徙之中，或偶然获焉。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良不虚也。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而近世欧阳少师作《龙茶录》，序称嘉褚七年亲飨明堂，致斋之夕，始以小团分赐二府，人给一饼，不敢碾试，至今藏之。时熙宁元年也。吾闻茶不问团铤，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自嘉祜七年壬寅至熙宁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阅三朝而赐茶犹在，此岂复有茶也哉！
今吾提瓶走龙塘，无数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为不减清远峡。而海道趋建安，不数日可至，故每岁新茶不过三月至矣。罪戾之余，上宽不诛，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时之适，虽在田野，孰与烹数千里之泉、浇七年之赐茗也哉？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怕鹤怨山禽怪，问甚功名在？酸斋是我，我是酸斋。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赤墀青锁，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坯。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敧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拨蒙密兮见窗，行敧斜兮得路 []。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菌，长柄寒匏。可以疗饥，可以栖迟，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加以寒暑异令，乖违德性。崔骃以不乐损年，吴质以长愁养病。镇宅神以薶石，厌山精而照镜。屡动庄舄之吟，几行魏颗之命。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燋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聚空仓而雀噪，惊懒妇而蝉嘶。
昔草滥于吹嘘，籍文言之庆余。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墟。观受釐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龄兮倏忽，光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之乐，岂徒语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期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