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如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敬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考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
白话译文
岘山面临汉水，看上去山势低矮，它是周围群山之中的小山。然而它在荆州特别有名，这难道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才著名的吗？那些人是谁呢？是羊祜叔子、杜预元凯。当时晋与吴以武力相争，常常要倚仗荆州为军事重地，而羊祜、杜预二人相继在这里，最终平定东吴而成就了晋的统一大业，他们功业已经超过了当世之人。至于他们成功的事迹产生的影响，广泛传扬于长江、汉水之间，到现在人们仍然思念他们，而对于羊叔子的思念特别深。大概是元凯凭他的功劳业绩，叔子凭他的仁义品行，二人所作所为有所不同，然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我很怀疑那些已有功业传世却又反过来急切追求后世功名的人，什么原因呢？传说羊叔子曾登上这座山，很有感慨地告诉他的部下，认为这山一直矗立在这里，而前世的名人都已泯灭无闻，因此羊叔子联想到自己，十分悲伤。然而他唯独没有想到这座山是因为有了自己才特别著名的。元凯在两块石碑上刻了自己的功业，一块安置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到汉水之中。他这样做是只知道山峦沟壑会有变化而不知道石碑有时也会磨灭的。难道他们都太重视自己的名声影响而有如此过度的忧虑呢，还是他们为此做得很周全而想得很深远呢？
岘山上本来有座亭子，世人传说是羊叔子游历休憩之处。那里建筑屡废屡兴的原因，就是后世之人敬慕他们的名声而思念他们的人很多。熙宁元年，我的朋友史君中辉凭光禄卿的身份作了襄阳长官，第二年，因为岘山亭破旧，就扩大并且重新建造了这座亭子，环绕着亭子建造了壮丽的回廊，又扩大了亭子的后轩，使后轩与亭子的大小规模相称 。史君闻名于天下，在他为官的地方都留下了很高的声望，襄人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安定，乐于跟从他，也就根据史君的官职名号，为岘山亭的后轩命名为光禄堂。想在石碑上记录史君的事迹，打算用这办法让史君与羊叔子、杜元凯的名声一起流传久远，史君无法阻止襄人的这种行为举动，于是他托付我写亭记。
我知道史君敬慕羊叔子的风范，想承袭他在民间流传的事迹，那么史君的为人表现和志向，就可以想见了。襄人敬爱史君而生活安定乐逸如此，那么史君在襄地官做得怎么样，又可以知道了，这些就是襄人想写下来的。那岘山周围山川的秀丽风光，笼罩于幽深杳远之中的草木云烟，它们在空旷的原野上时隐时现，可以让诗人登高远望，写出忧思愁苦的诗文，适合他们观览时有所心得体会。至于这座岘山亭的屡废屡兴，有人自会写出亭记，有人认为自不必深究其中的详情，这些我都不再说明了。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作此记。
文中写了山、亭、堂，又写了羊、杜、史三个人物。内容多头绪繁，如果组织不好，定会杂乱无章。但是这篇文章言而有序，井井有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作者构思精巧，文章脉络清晰。脉络是贯穿全文的枢纽，是作者思路在行文中的体现，它能把散碎的材料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篇文章的脉络是一个“名”字，围绕“名”字，层层铺叙，走笔行文，缭绕盘施，曲尽其意。文章起笔写山，开门见山：“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突出山之小和山之名，小而其名特著，是因人而有名。由山之名，引出羊、杜二人，叙写二人之“名”。羊祜晋武帝时，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与东吴陆抗对峙，彼此不相侵扰。羊祜死时举杜预代理自己。杜预继任后，平定了东吴。二人“功烈已盖于当世”，可见其名重一时。“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又提出一“思”字，烘托其“名”，因为“名”，才能引起后人思念。思之尤深，说明其“名”尤高。思叔子尤深的原因是“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巧。”杜预最后平定东吴，因其功劳而有“名”，叔子以其仁德而有“名”。“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学校），缓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晋书·羊祜传》），故其民思之尤深。但不管是杜预还是叔子，“足以垂于不朽”。说明二人功大、德高、名重。“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句承上启下，接写二人对“名”的过分追求。“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这是写羊祜的好“名”。生前之名已得，身后之名是否能保，为此不免悲伤。羊祜一次游岘山，曾感慨地对下属邹湛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邹湛说：“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羊祜传》）。邹湛言之不虚，岘山确因羊叔子而著名，“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羊子之名同岘山，永存天地之间。“元凯铭功于石，一置此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而所思者远欤？”这是写杜预的好“名”。《晋书·杜预传》记：“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功勋，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杜预知道高岸陵谷的变化，但却不知道石碑也会年久而风化磨灭。其追求后世之“名”，实在是煞费苦心。作者盛赞二人的功德，但对其好“名”，也不无讥讽之意。
题为《岘山亭记》，亭在岘山，记亭必先记山。记山之后，接着记亭。“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记亭必记羊祜，但羊祜之德和名，记山时已经详述，所以记亭时从略，只是以思念之人多，写其“名”之高。接着就很快转到写史中辉，“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其从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由亭又写到堂，叙述史中辉政通民乐，“知名当世”。由羊祜、杜预之“名”，转到写史中辉之“名”。“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写史中辉之好“名”，想同羊、杜之名共传于后世。“君皆不能止”，只不过是委婉的说法，“以记属于余”，乃仍是好“名”之举。“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以推理的语气，用两个“可知”，进一步赞扬史中辉的政绩。政绩卓越，自然是“知名当世”了。作者就是这样以“名”作为记叙线索，左右逢源，从容运笔，把山、亭、堂和羊、杜、史三个人物连缀在起，使全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文章结尾，写到岘山的自然风景，作者一笔带过，认为“宜其览者自得之”。岘山的风景、前人已多有描写：“岘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孟浩然《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人之所详，我则略之。作者这样写，可谓善于剪裁，使文章别具一格。
熙宁元年（1068年）欧阳修的朋友史中辉任襄阳知府，见亭之破旧而重加修复，扩大旧制。襄阳百姓又用史中辉的官职“光禄卿”命名新修的后轩为光禄堂。欧阳修应史中辉之请写了这篇文章。
空江浪阔。清尘凝、层层刻碎冰叶。水边照影，华裾曳翠，露搔泪湿。湘烟暮合。□尘袜、凌波半涉。怕临风、□欺瘦骨，护冷素衣叠。
樊姊玉奴恨，小钿疏唇，洗妆轻怯。汜人最苦，纷痕深、几重愁靥。花隘香浓，猛熏透、霜绡细摺。倚瑶台，十二金钱晕半掐。
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
十八日昧爽促饭，而担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赀，为送浪穹。遂南行二里，过一石桥，循东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循山南去，为三营大道；由岐西南，过热水塘，行坞中，为浪穹间道。盖此地已为浪穹、鹤庆犬牙错壤矣。于是西南从支坡下，一里，过热水塘，有居庐绕之。余南行塍间，其坞扩然大开。西南八里，有小溪自东而西注。越溪又南，东眺三营，居庐甚盛，倚东山之麓，其峰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畴更沃；过此中横之溪，已全为浪穹境矣。三营亦浪穹境内，余始从鸡山闻其名，以为山阴也，而何以当山之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险要，特立三营以控扼之。土人呼营为“阴”，遂不免与会稽少邻县同一称谓莫辨矣。
又南十里，则大溪自西而东向曲。由其西，有木桥南北跨之，桥左右俱有村庐。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复自东而西向曲。又度桥而行溪之东三里，于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东南陟陇而行。四里，则大溪又自西而东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陟之颇危。梁之南，居庐亦盛，有关帝庙东南向，是为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东南又有一山，南自东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针，东西交对，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捣出洞鼻之东垂，又曲而南环东横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两山既分悬坞中，坞亦若界而为二。
于是又西南行塍间，三里，转而西，三里，过一小石梁，其西则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达于城。乃遵堤西行，极似明圣苏堤，虽无六桥花柳，而四山环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鱼舫泛泛，茸草新蒲，点琼飞翠，有不尽苍茫、无边潋滟之意，湖名“茈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悬，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龟。北有一回冈，高四尺，长十余丈，东突而昂其首，则蛇石也。龟与蛇交盘于一阜之间，四旁沸泉腾溢者九穴，而龟之口向东南，蛇之口向东北，皆张吻吐沸，交流环溢于重湖之内。龟之上建玄武阁，以九穴环其下，今名九炁台。余循龟之南，见其腭中沸水，其上唇覆出，为人击缺，其水热不可以濯。有僧见余远至，遂留饭，且及夫仆焉。其北蛇冈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历。
由台西复行堤间，一里，度一平桥，又二里，入浪穹东门。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转入护明寺，憩行李于方丈。寺东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饰之。寺之南为文昌阁，又南为文庙，皆东向，而温泉即洋溢于其北。既憩行李，时甫过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见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仍命其长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鸣凤，以经魁初授四川郫县令，升浙江盐运判官。尝与眉公道余素履，欲候见不得。其与陈木叔，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后公转六安州知州，余即西游出门。至滇省，得仕籍，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讯东来者，又知六安已为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晋宁，会教谕赵君，为陆凉人，初自杭州转任至晋宁，问之，知其为杭州故交也，言来时从隔江问讯，知公已丁艰先归。后晤鸡足大觉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归，以忧离任，即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十九日何君复具餐于家，携行李入文庙西庑，乃其姻刘君匏石读书处也。上午，何君具舟东关外，拉余同诸郎四人登舟。舟小仅容四人，两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舟不用楫，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东北三里，湖心见渔舍两三家，有断埂垂杨环之。何君将就其处，结楼缀亭，绾纳湖山之胜，命余豫题联额，余唯唯。眺览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芦，而中束如葫芦之颈焉。湖大而浅，海小而深，湖名茈碧，海名洱源。东为出洞鼻，西为剸头村，北为龙王庙，三面山环成窝，而海子中溢，南出而为湖。海子中央，底深数丈，水色澄莹，有琉璃光穴从水底喷起，如贯珠联璧，结为柱帏，上跃水面者尺许，从旁遥觑水中之影，千花万蕊，喷成珠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所谓“灵海耀珠”也。山海经谓洱源出罢谷山，即此。杨太史有泛湖穷洱源遗碑没山间，何君近购得之，将为立亭以志其胜焉。从海子西南涯登陆，西行田间，入一庵，即护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餐庵中，为之醉饱。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为姻家拉去，两幼郎留侍，令两长君同余还，晚餐而宿文庙西庑。
二十日何君未归，两长君清晨候饭，乃携盒抱琴，竞堤而东，再为九炁台之游。拟浴于池，而浴池无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杂沓，乃已。遂由新庵掬蛇口温泉，憩弄久之，仍至九炁台，抚琴命酌。何长君不特文章擅藻，而丝竹俱精。就龟口泉瀹鸡卵为餐，味胜于汤煮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觞，下午乃返。西风甚急，何长君抱琴向风而行，以风韵弦，其声泠泠，山水之调，更出自然也。
绕郭云烟匝几重，昔人曾此感怀嵩。
霜林落后山争出，野菊开时酒正浓。
解带西风飘画角，倚栏斜日照青松。
会须乘醉携嘉客，踏雪来看群玉峰。
残萼梅酸，新沟水绿，初晴节序暄妍。独立雕阑，谁怜枉度华年。朝朝准拟清明近，料燕翎、须寄银笺。又争知、一字相思，不到吟边。
双蛾不拂青鸾冷，任花阴寂寂，掩户闲眠。屡卜佳期，无凭却恨金钱。何人寄与天涯信，趁东风、急整归船。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