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如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敬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考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
白话译文
岘山面临汉水，看上去山势低矮，它是周围群山之中的小山。然而它在荆州特别有名，这难道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才著名的吗？那些人是谁呢？是羊祜叔子、杜预元凯。当时晋与吴以武力相争，常常要倚仗荆州为军事重地，而羊祜、杜预二人相继在这里，最终平定东吴而成就了晋的统一大业，他们功业已经超过了当世之人。至于他们成功的事迹产生的影响，广泛传扬于长江、汉水之间，到现在人们仍然思念他们，而对于羊叔子的思念特别深。大概是元凯凭他的功劳业绩，叔子凭他的仁义品行，二人所作所为有所不同，然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我很怀疑那些已有功业传世却又反过来急切追求后世功名的人，什么原因呢？传说羊叔子曾登上这座山，很有感慨地告诉他的部下，认为这山一直矗立在这里，而前世的名人都已泯灭无闻，因此羊叔子联想到自己，十分悲伤。然而他唯独没有想到这座山是因为有了自己才特别著名的。元凯在两块石碑上刻了自己的功业，一块安置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到汉水之中。他这样做是只知道山峦沟壑会有变化而不知道石碑有时也会磨灭的。难道他们都太重视自己的名声影响而有如此过度的忧虑呢，还是他们为此做得很周全而想得很深远呢？
岘山上本来有座亭子，世人传说是羊叔子游历休憩之处。那里建筑屡废屡兴的原因，就是后世之人敬慕他们的名声而思念他们的人很多。熙宁元年，我的朋友史君中辉凭光禄卿的身份作了襄阳长官，第二年，因为岘山亭破旧，就扩大并且重新建造了这座亭子，环绕着亭子建造了壮丽的回廊，又扩大了亭子的后轩，使后轩与亭子的大小规模相称 。史君闻名于天下，在他为官的地方都留下了很高的声望，襄人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安定，乐于跟从他，也就根据史君的官职名号，为岘山亭的后轩命名为光禄堂。想在石碑上记录史君的事迹，打算用这办法让史君与羊叔子、杜元凯的名声一起流传久远，史君无法阻止襄人的这种行为举动，于是他托付我写亭记。
我知道史君敬慕羊叔子的风范，想承袭他在民间流传的事迹，那么史君的为人表现和志向，就可以想见了。襄人敬爱史君而生活安定乐逸如此，那么史君在襄地官做得怎么样，又可以知道了，这些就是襄人想写下来的。那岘山周围山川的秀丽风光，笼罩于幽深杳远之中的草木云烟，它们在空旷的原野上时隐时现，可以让诗人登高远望，写出忧思愁苦的诗文，适合他们观览时有所心得体会。至于这座岘山亭的屡废屡兴，有人自会写出亭记，有人认为自不必深究其中的详情，这些我都不再说明了。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作此记。
文中写了山、亭、堂，又写了羊、杜、史三个人物。内容多头绪繁，如果组织不好，定会杂乱无章。但是这篇文章言而有序，井井有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作者构思精巧，文章脉络清晰。脉络是贯穿全文的枢纽，是作者思路在行文中的体现，它能把散碎的材料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篇文章的脉络是一个“名”字，围绕“名”字，层层铺叙，走笔行文，缭绕盘施，曲尽其意。文章起笔写山，开门见山：“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突出山之小和山之名，小而其名特著，是因人而有名。由山之名，引出羊、杜二人，叙写二人之“名”。羊祜晋武帝时，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与东吴陆抗对峙，彼此不相侵扰。羊祜死时举杜预代理自己。杜预继任后，平定了东吴。二人“功烈已盖于当世”，可见其名重一时。“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又提出一“思”字，烘托其“名”，因为“名”，才能引起后人思念。思之尤深，说明其“名”尤高。思叔子尤深的原因是“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巧。”杜预最后平定东吴，因其功劳而有“名”，叔子以其仁德而有“名”。“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学校），缓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晋书·羊祜传》），故其民思之尤深。但不管是杜预还是叔子，“足以垂于不朽”。说明二人功大、德高、名重。“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句承上启下，接写二人对“名”的过分追求。“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这是写羊祜的好“名”。生前之名已得，身后之名是否能保，为此不免悲伤。羊祜一次游岘山，曾感慨地对下属邹湛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邹湛说：“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羊祜传》）。邹湛言之不虚，岘山确因羊叔子而著名，“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羊子之名同岘山，永存天地之间。“元凯铭功于石，一置此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而所思者远欤？”这是写杜预的好“名”。《晋书·杜预传》记：“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功勋，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杜预知道高岸陵谷的变化，但却不知道石碑也会年久而风化磨灭。其追求后世之“名”，实在是煞费苦心。作者盛赞二人的功德，但对其好“名”，也不无讥讽之意。
题为《岘山亭记》，亭在岘山，记亭必先记山。记山之后，接着记亭。“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记亭必记羊祜，但羊祜之德和名，记山时已经详述，所以记亭时从略，只是以思念之人多，写其“名”之高。接着就很快转到写史中辉，“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其从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由亭又写到堂，叙述史中辉政通民乐，“知名当世”。由羊祜、杜预之“名”，转到写史中辉之“名”。“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写史中辉之好“名”，想同羊、杜之名共传于后世。“君皆不能止”，只不过是委婉的说法，“以记属于余”，乃仍是好“名”之举。“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以推理的语气，用两个“可知”，进一步赞扬史中辉的政绩。政绩卓越，自然是“知名当世”了。作者就是这样以“名”作为记叙线索，左右逢源，从容运笔，把山、亭、堂和羊、杜、史三个人物连缀在起，使全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文章结尾，写到岘山的自然风景，作者一笔带过，认为“宜其览者自得之”。岘山的风景、前人已多有描写：“岘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孟浩然《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人之所详，我则略之。作者这样写，可谓善于剪裁，使文章别具一格。
熙宁元年（1068年）欧阳修的朋友史中辉任襄阳知府，见亭之破旧而重加修复，扩大旧制。襄阳百姓又用史中辉的官职“光禄卿”命名新修的后轩为光禄堂。欧阳修应史中辉之请写了这篇文章。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竬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
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
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
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靖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肴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宫，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一。’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
未销心里恨，又失掌中身。
玉笥犹残药，香奁已染尘。
前哀将后感，无泪可沾巾。
艳质同芳树，浮危道略同。
正悲春落实，又苦雨伤丛。
秾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
沉沉无问处，千载谢东风。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