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刚刚才骑上宝马，就有衙役在前方一齐吆喝开道，这就已经埋下了别人害他的把柄。可他们还一意孤行。直到陷入深坑，心里才开始焦虑。灾祸来了，上哪躲？老天怒了，哪还会把你饶？这时候，往日的威风，早就没有了。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就将官员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样子表现得惟妙惟肖。“才上马”有“刚刚做了高官”之意，人们常将当官赴职说成“走马上任”。作者张养浩很年轻就进入仕途，对官场上的人情世故非常了解，所以他一口断定“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旨在告诫人们，骄昂跋扈一定会为人招致祸患。“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的悲惨和前面呼来喝去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世事莫测，祸福只在旦夕之间。这祸极有可能来自“龙颜大怒”，也有可能来自于做官者的为非作歹本身。通常越是喜欢摆官威的人，越有可能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如此下去，总有一天众叛亲离，自食其果。此句中“恰”字的使用既承接前文的叙述，义暗示下文结果的出现，寓意颇丰。刚刚做官便耀武扬威，是因为不懂得官途的险恶，不能做到心系百姓，等招致祸患了，就只能“心焦”起来了。这也是其耀威扬威的必然结果。在招致祸患之后才“心焦“，到大难临头之时，再去找求生门路，追悔往昔，往往为时已晚。因此，在曲的后半部分，作者便写下了“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作者连用两个反问予人警醒，两个反问在句式上义整齐一致，读来颇有力度感。“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在冷峻的描述与分析之后，将语气变至轻松平易，以玩笑似的语句评价这些官员此时的状态，讽刺之意尽显。同时，这句话写的既是官员遭祸之后的窘态，也就与开头衙役喝道的描写形成r鲜明的对比，既加强了讽刺效果，也使曲子的结构更加紧密了。
从客观上说，“齐声儿喝道”同“送了人的根苗”，,不能算是同等的概念，这就如同评论一局输棋，而说“第一著是败著”一样，未必能使人信服。但作品并非针对喝道的现象本身来评说是非，而是将它作为做官逞威的一种象征，曲中的“上马”，就含有“走马上任”的意味。作者从宦三十年，后从礼部尚书、中书省参议的高位上引退，是宦海虎口余生的幸存者，因此他抓住现象后的本质，揭示官场功名利禄之徒的下场，也就直捷快当，一针见血，不容怀疑的余地。
这支小曲大约是作者退隐期间写的，他饱经宦海风波，对统治者喜怒无常和官僚们互相倾轧有深刻的了解，因而写下了这支曲子。
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
黄花谩说年年好，也趁秋光老。绿鬓不惊秋，若斗尊前，人好花堪笑。
蟠桃结子知多少，家住三山岛。何日跨归鸾，沧海飞尘，人世因缘了。
岭下看山似伏涛，见人上岭旋争豪。
一登一陟一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
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
陵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
长年是事皆抛尽，今日栏边暂眼明。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张养浩（1269年-1329年），字希孟，号齐东野人，别号顺庵，晚号云庄老人。济南人。中国元代文学家、诗人、曲家、政治家。
张养浩早年勤苦好学，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辟礼部令史，荐入御史台。以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仁宗在东宫，召为文学。拜监察御史，上疏论时政，忤时相，避害变姓名遁去。仁宗立，拜中书右司都事，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1313年）恢复科举，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延祐四年 （1317年），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以父老为由弃官归养，数召不赴。天历二年 （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登车就道。遇饥者赈之，死者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劳疼而卒。
张养浩始终廉洁奉公、为民谏言，并形成了一系列为政观点。主要著述有《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合称《三事忠告》）三部政论集，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政德观。并认为，作为统治者要获得长久的统治权，必须爱惜百姓，懂得百姓安居乐业才是朝廷稳固的根本。在《牧民忠告》中悟道：“古之为政者，身任其劳，而贻百姓以安。”为此，其主政堂邑时，亲临民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使“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极大减轻了当地百姓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