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世界机关识破，叩天门意气消磨。
人潦倒青山漫嵯峨。
前面有千古远，后头有万年多。
量半炊时成得什么？
周旋人生，应付社会，一回回处心积虑，却始终不能奏效。
想打开天门，跻身云霄，可这求取功名的意图和气概又消磨了多少！
人已经如此失意潦倒，青山啊又何必如此峻峭。
生前历史已走过了千年之遥，身后的光阴更是无尽无了。
仔细想想，这短暂的人生，还能实现些什么目标！
“弄世界”用现在的习语来说，就是闯世界，在社会中立定。一个“弄”字，含有操纵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意味，当然要煞费心机，绞尽脑汁了。但是，要周旋应付人生，立于不败之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机关识破”，人家阻挠了自己的企图，一切所做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从曲文的下句来看，作者对于所来到的这个“世界”的要求，不过是取得些许功名，干出一番事业。作者将自己的这种愿望和努力用上“弄”、“机关”的贬性词语，是一种自嘲和激愤，同时也表现了在一个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里，世途所充满的险恶艰难。“叩天门”本来是踌躇满志，结果却是“意气消磨”，立身扬名所遭受的挫折可想而知。前一句是反说，这一句是正说，领出了下句中的“人潦倒”。起首的这一联冷峭而悲凉，佗傺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加重了这种自叹的意味。这一句将人的“潦倒”与青山的“嵯峨”绾联在一起，看似无理，却以这种兴象的“无理”显示了感情的强烈，以至不自禁地移情于无情之物。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就运用了这种移情手法。在该曲中，青山嵯峨难以攀登，令潦倒人联想起仕途的高不可攀，一个“漫”字，透现出强烈的无奈与悲哀。
结尾三句中，“半炊时”暗用了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故事：书生卢生在邯郸客店中一枕入梦，历尽富贵荣华，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炊煮的黄粱还未烧熟。半炊时极言人生的短暂，同“千古远”、“万年多”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三句若独立抽出，可视为睿智者的旷达；但安排在该曲中，同“弄世界”、“叩天门”的起笔对读，则明显是一种激愤与绝望了。
前面选了作者一首《朱履曲》，连同该篇在一起，都属于愤世嫉俗的内容。两首的风格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感情强烈，述意直露，语言冷峭。这一切在该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元代叹世刺时题材的散曲，在语意露、透的同时，往往形淡实深，多有耐人咀嚼的余味；凡是达到这样的效果，都被视作是“当行”的表现之一。张养浩的这两首《朱履曲》，有助于读者体味这一点。
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
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
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
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
江畔，相唤。晓妆鲜，仙景个女采莲。请君莫向那岸边。少年，好花新满船。
红袖摇曳逐风暖，垂玉腕，肠向柳丝断。浦南归，浦北归？莫知。晚来人已稀。
明月沉珠浦，秋风濯锦川。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潸然。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
张养浩（1269年-1329年），字希孟，号齐东野人，别号顺庵，晚号云庄老人。济南人。中国元代文学家、诗人、曲家、政治家。
张养浩早年勤苦好学，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辟礼部令史，荐入御史台。以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仁宗在东宫，召为文学。拜监察御史，上疏论时政，忤时相，避害变姓名遁去。仁宗立，拜中书右司都事，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1313年）恢复科举，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延祐四年 （1317年），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以父老为由弃官归养，数召不赴。天历二年 （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登车就道。遇饥者赈之，死者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劳疼而卒。
张养浩始终廉洁奉公、为民谏言，并形成了一系列为政观点。主要著述有《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合称《三事忠告》）三部政论集，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政德观。并认为，作为统治者要获得长久的统治权，必须爱惜百姓，懂得百姓安居乐业才是朝廷稳固的根本。在《牧民忠告》中悟道：“古之为政者，身任其劳，而贻百姓以安。”为此，其主政堂邑时，亲临民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使“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极大减轻了当地百姓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