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尽江湖千万峰,不嫌云梦芥吾胸。
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锺。
远客岂知今再到,老僧能记昔相逢。
虚窗熟睡谁惊觉,野碓无人夜自舂。
看尽江、湖、河、海;阅过千万山峰。小小的云梦泽薮,哪里会芥蒂在胸?
借得一点天真,请来了西塞山前的月亮;与她床头对坐,一齐倾听东林寺里晨钟。
我没有想到,在今天再访旧游踪;老僧却记得,八年前的热烈相逢。
我敞开窗儿睡了,是谁把我惊醒?原来远处的村野,还有水碓夜
“看尽江湖千万峰,不嫌云梦芥吾胸。”诗的起势突兀,好似千里归来,有说不尽的心意。事实也是如此。诗人由临安到夔州,再由夔州到南郑,然后调往成都府,又在蜀州、嘉州任官。最后顺江东下,来到九江。他宦游八年,不仅阅尽巴山蜀水;就是汉中、云栈、剑阁,也无不跋涉;至于长江、汉水,浩渺的洞庭湖也尽在游赏之中。诗人行程万里,真可以说是“看尽江湖”,阅尽了“千万峰”。陆游的“不嫌云梦芥吾胸”句,既用了司马相如的句意,也含有苏轼诗句的意思。这句是说,云梦虽大,对于一个“看尽江湖千万峰”的人来说,它岂能梗塞在我的心中,言外之意,云梦在我心目中也不过是小小的水泽罢了,既能容纳它,也能忘却它;至于宦海沉浮,人间的恩怨,更算不得什么。这首诗以议论开始,形象地概括了诗人的行程,抒发了胸臆,表现出一种旷达的情怀。
“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再次表现了诗人豪放豁达的胸怀。这本是写实之笔。诗人留宿在东林寺,眼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耳听着寺里悠扬的钟声,这境界确实很清幽,但不免又想起一段往事。那是乾道六年八月中秋节。诗人曾记述过当时的月景:“空江万顷,月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平生无此中秋也。”(《入蜀记》)这优美的中秋夜景,是诗人人蜀途经西塞山,在大江对岸留宿时所见到的。自此以后,那如紫金盘的明月似乎一直伴随着自己,今日在庐山脚下,又看到她,何不邀来共听古寺钟声。月下闻钟,当然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诗人对钟声那样感兴趣。但用佛教的说法,寺院的钟声可以发人深省。这两句诗写得洒脱而含蓄,反映诗人对幽静的东林寺的喜爱。
“远客岂知今再到,老僧能记昔相逢。”“远客”是诗人自谓。诗人没想到今日又旧地重游,真是喜出望外,而且老僧还曾记得昔日相逢的情景。这两句虽似浅近,但含意丰富,从中可见诗人倦于仕途,委心任运的思想。
“虚窗熟睡谁惊觉?野碓无人夜自舂。”从这句透露出诗人喜出望外的心情。“虚窗”指敞窗,敞窗入睡,而且睡得很熟,说明诗人心情坦然,忘怀一切。“谁惊觉”的“谁”字不仅指人,也包括各种声音。虚窗熟睡”点明题旨,全篇诗意尽蕴含其中。结句以野碓夜春的田园生活把诗人沉寂的心带进一个新的境界。
从全诗来看,首联以议论入诗,这是宋人常用手法。颔联写邀月闻钟,涤除尘虑,表现对游宦的厌倦。颈联用转折含蓄的笔法,写与老僧话旧,表现出诗人对东林寺的深厚感情。尾联写山寺熟睡和野碓夜舂,点明题旨。此诗意境高旷超脱,得庄生委心任运之旨至于“野碓无人夜自舂”,虽说是化用唐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句法,但别出新意。前者写静,后者写动,各有千秋。
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年)入蜀,路过九江,曾游历庐山,并住宿在东林寺。淳熙五年(1178年)正月,宋孝宗召陆游东归,二月诗人离开成都,顺江东下,秋天到达京城临安。这首诗写于六月东归过九江时。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
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
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
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
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