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底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见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位于贵州黔西的灵鹫山和博南山上有象的祠庙。那山下住着许多苗族人民，他们都把象当作神来祭祀。宣慰使安君，顺应苗民的请求，把祠庙的房屋重新修整一番，同时，请我为象祠作一篇记。我问他说：“你打算是拆毁它呢，还是重新修整它呢？”宣慰使说：“是重新修整它对它翻新。”我说：“重新修整它对它翻新，是什么道理呢？”宣慰使说：“大概没有人知道这座祠庙的创建的起源了。然而我们这些居住在这里的原著苗民，从我的父亲、祖父，一直追溯到曾祖父、高祖父以前，都尊敬信奉这座寺庙，而且偶尔并诚心祭祀，不敢懈怠荒废。”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有鼻那地方也有个象祠，唐朝的时候有人曾经把它毁掉了。象的为人，作为儿子不孝顺父母，作为弟弟不懂得尊敬兄长，态度傲慢。对象的祭祀，在唐朝就受到斥责，可是象祠还是存留到了现在。在有鼻他的祠庙被拆毁，可是在这里却还香火旺盛。怎么会这样呢？”
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君子爱这个人，便会把他的爱扩大到他房顶上的乌鸦，更何况是对圣人的兄弟呢！既然这样，那么这座象祠庙是为了舜而兴建的，不是为了象啊！由此我推想，象是在舜用干舞羽舞感化了苗族之后才死去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古代暴戾不逊、嚣张跋扈的人难道还少吗？可是唯独只有象的祠庙能源远传到今世。从这里我能够感觉到舜的品德的高尚，深深地进入到人的心中，他的恩德惠泽流传得非常辽远长久。
象的凶暴大概在年少时就是这样的，又怎么知道他后来没有被舜的恩德感化呢？《尚书》上不是这么说吗：“舜能用他的孝顺美德使家庭和睦融洽，使家人逐渐向善靠拢，不至于走到邪门歪道上去。”瞽瞍也能听从，由此可见，他最终被舜感化成为一个慈祥的父亲了。如果象还是不尊敬兄长，就不能够说和睦融洽了。他不断向善进步，就不至于仍然是个邪恶的人；他不往邪路上走，就表明他一定会向善的道路上走。象最终被舜感化了是真实可信的啊！《孟子》说：“天子派官吏去治理象的封地，象不可能会大有作为的！”这可能是因为舜深爱着象，并且为他考虑得非常周详，所以用来扶植、辅助他的办法就很周到。不然的话，像周公那样圣明的人，在他当政的时候，管叔、蔡叔却不能避免被诛杀、放逐的命运。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象被舜感化了，因此他能够任用贤能的人，安稳地保住他的位子，给老百姓施与恩泽，所以，他死了以后，才会有人想念他啊！诸侯的卿，都是由天子来任命的，这是周代的典章制度，这种制度大概是仿效舜封象的办法吧！
因此我完全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天下没有不能被善感化的人。既然这样，那么唐朝人拆毁象的祠庙，根据的是象开始时的行为表现。如今苗民尊奉、祭祀他，依据的是象最终的行为表现。这个道理，我将把它向世人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让人们明白：人即使跟象一样不善良，也能够改正。君子修养自身的德行，到了至圣的极点，即使身边有人跟象一样不仁、凶暴，也能够感化他的。
文章与《尊经阁记》相仿佛，重点在理论的探讨及阐述。“咸神而祠之”一句，看似平常，其实别有含义，它并不仅仅说明了象在该地区的影响之大，也是从空间的角度说明写作此文的必要性。把一个原本需要解说的道理，隐含在一句平常的叙述之中，而无丝毫斧凿之痕，手眼不凡。
第二部分的一段对话“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里祀焉”，空间加时间，赋予读者一个立体的概念。作者在对话中以己之口说出象在其封地有鼻的神庙，早在唐代已被毁，而此地却延及至今，其故安在，很自然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一扫平铺直叙之呆气，显得文章轻松活泼。尤其是两个“胡然乎”的运用，既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寻求答案的迫切心情，也紧紧扣住了读者之思路。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前面所提问题的探讨。一方面着眼于象的客观，因其兄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写得很简略。作者认为真正的原因还是应该从象的主体上去寻找，提出“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的见解。这种见解道他人所未道，的确新颖，这也就是全文的主旨所在。作者信奉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封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观念都是与生俱来的，即使象这样的人，其良知也与圣人同，只是私欲暂时蒙蔽了良知，一旦受至德所化，良知即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因此，他明确地推出“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苗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全文议论，二句作结，读者疑团尽释。
全文结构精巧，由叙述转入议论，衔接自然紧凑。作者在与宣尉使的一段对话之后，提出疑问，下文转入作答，为后文留下空间。下文议论时，引经据典，分析细致人微，从舜的德行以及象后来的行为分析其中的原因，逻辑严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篇文章有着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夸张了主观精神的作用。文字洗炼精粹，文笔生动活泼，说理深刻有力，颇可借鉴。
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象，是舜的同父异母兄弟，在父亲瞽瞍的支持下，多次企图杀害舜，但都没有成功。舜不计前嫌，继位后仍封他为有鼻国国君。众所周知，虞舜的弟弟象不仁不善，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没有人愿意纪念他，唐人就曾拆毁过有鼻象祠，可灵博山仍然有许多苗人在恭恭敬敬地祭祀他。唐朝毁象祠后800年，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贵州直宣慰使安贵荣顺苗民之求重修象祠，并请谪居贵州修文龙场的王守仁作文。王守仁应宣慰使请求写下这篇《象祠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杨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
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
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
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
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
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
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
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
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
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经，而随有应刃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皆彼与我之相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顺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进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达也。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出生于余姚北城（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阳明街道）。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南京吏部尚书王华之子。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仕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自刑部主事历任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宸濠之乱，因功获封“新建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另外两位为靖远伯王骥和威宁伯王越）。晚年官拜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1月）逝世，享年五十七岁。明穆宗时追赠新建侯爵，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于孔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以“心”为宗，他以“心”为宇宙本体，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倡言“知行合一”说，后专主“致良知”说，认为“良知”即“天理”，强调从内心去体察天理。“阳明心学”后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其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清代学者王士祯称赞其“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朝）第一流人物”。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