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明代王守仁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白话译文

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心、性、命,是一个东西。它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往古来今,无处不存,无处不是同样,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便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因此恻隐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也就是亲、义、序、别、信,是同样一件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即永恒不变之道。

这永恒不变之道,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便称它为《易》;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便称它为《书》;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便称它为《诗》;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便称它为《礼》;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便称它为《乐》;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便称它为《春秋》。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同样是一个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六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

因此《易》这部经,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书》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诗》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礼》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乐》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春秋》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君子的对待六经,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这才是尊重《书》;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这才是尊重《诗》;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这才是尊重《礼》;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这才是尊重《乐》;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这才是尊重《春秋》。

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贫困的祸患。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账本,而六经的实际内容,则具备在我们内心,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都存在家里。那账本,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而世上学六经的人,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这正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同这有什么两样?唉!六经之学,它的不显扬于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重视功利,崇奉谬论,这叫做淆乱经义;学一点文字训诂,教授章句背诵,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这叫做侮慢经文;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逞诡辩以取胜,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这叫做残害经书。像这样一些人,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

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了。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说道:“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尊经阁落成,邀我写一篇文章,以晓喻广大的士子,我既推辞不掉,便为他写了这篇记。唉!世上的读书人,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

创作背景

宋代书院。建于府城卧龙山西岗(今府山风雨亭处)。宝元二年至康定元年(1039年~1040年),范仲淹知越州,于州治创建稽山书院,聘著名学者新昌石待旦主持书院,四方受业者甚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司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于此讲学敷政,以倡多士。岁久湮废。明正德间(1506年~1521年),山阴知县张焕移建故址之西。嘉靖三年(1524年)知府南大吉及山阴县令吴瀛拓书院,增建“明德堂”、“尊经阁”。王阳明于此阐述“致良知”之学,并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试八邑诸生,选其优者升于书院,月给廪饩。后为瑞泉精舍。万历七年(1579年),奉例毁书院,遂为吴氏所佃,尚书吴兑持之不遽毁。十年,知府萧良干修复,易名“朱文公祠”,又于瑞泉精舍旧址建“仕学所”。清康熙十年(1671年),里人虞敬道、柴世盛重修。书院基地9.33亩,学田15.44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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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堕,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配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其无畏纂?”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的,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日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们,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巧。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问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运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已来,由心好恶弘,或从善举而用之,要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减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已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已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疾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如,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如,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王守仁
简介描述: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出生于余姚北城(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阳明街道)。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南京吏部尚书王华之子。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仕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自刑部主事历任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宸濠之乱,因功获封“新建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另外两位为靖远伯王骥和威宁伯王越)。晚年官拜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1月)逝世,享年五十七岁。明穆宗时追赠新建侯爵,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于孔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以“心”为宗,他以“心”为宇宙本体,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倡言“知行合一”说,后专主“致良知”说,认为“良知”即“天理”,强调从内心去体察天理。“阳明心学”后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其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清代学者王士祯称赞其“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朝)第一流人物”。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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