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君未生与余未相见，而其精神、志趋、形貌、辞气，早熟悉于刘北固、古塘及宋潜虚，既定交，潜虚、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师、及归故乡，惟与未生游处为长久。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潜虚：当弃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余甚恨之。
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东下，至淮阴，始知《南山集》祸作，而余已北发。居常自怼曰：“亡者则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将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沈阳范恒庵高其义，为言于驸马孙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营，八日而孙死，祁君学圃馆焉。每薄暮，公事毕，辄与未生执手溪梁间，因念此地出塞门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宫始二十年，前此盖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长东南，及暮齿，而每岁至此涉三时，其山川物色，久与吾精神相凭依，异矣。而未生复与余数晨夕于此，尤异矣。盖天假之缘，使余与未生为数月之聚；而孙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归也。
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观子美之诗，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时所与游好，其入之精神；志趋、形貌、辞气若近在耳目间，是其人未尝亡而其交亦未尝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归与古塘各修行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则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赖矣，又何必以别离为戚戚哉！
左未生君，我最早没有与他见过面，但他的思想志向和爱好兴趣、身材长相和言谈风度，我早已从刘北固、刘古塘和宋潜虚那里得到充分的了解。我和未生见面结下友谊后，潜虚、北固各自分散在外地，我在京城。等到回桐城，我独独和未生交游相处了很长时间。北固客游在外，死于武昌。因此我经常劝戒潜虚，应该抛弃名誉功利，和未生一起回浮山养老，但潜虚不接受我的规劝。我对他非常气恼。
辛卯年秋天，左未生从燕山南方搭乘漕运的船向东，到淮河的南边，才知道《南山集》案发生了，我受牵连向北进发，平时自己怨恨说：“死了就死了，难道活着的就要互相对望永远分开么？”己亥年四月，我将去往塞上，而左未生自桐城来到，沈阳范恒庵赞赏他的道义，为他向驸马孙公进言，使他一同到我这儿来。到了上营八天孙公死了，祁学圃为他们安排住宿。每当傍晚共事做完，我就和左未生携手在溪流上的桥上散步。就想到这里到塞门二百里地，自从当今皇上向北巡游，建立行宫，始于二十年前，这里是人迹罕至的。我生长于东南方，到了晚年，每年到这地方度过一些时间，这里的山水景色，长时间与我互相依靠慰藉，很奇特啊！而左未生和我多次早晚到这里，更加特别啊！大概是上天借我们的缘分，让我和左未生有几个月的相聚，而孙公的死，又是用来警示左未生，催促他赶快回去的。
古来没有生而不死的人，也没有聚而不散的人。然而我经常看杜甫的诗，和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一时交游相处的，人的精神、志趣、外貌、谈吐就像在耳边听到眼睛看到。假使人没有死，交往没有离散，我年老多病，不能自我勉励做表率，左未生回去，和古塘先生各自修行著书，来流传后世，这样那么我所认为的死而不亡就有依靠了，又为何一定要为别离忧伤啊！
左未生是左光斗之孙，和方苞既是同乡，又是挚友，而且方苞对左光斗的高风亮节历来又十分钦佩。这种关系，决定了这篇赠序既区别于一般的赠送朋友或晚辈(如冯文子)的文章，也区别于赠送亲旧(如吴一平)的文章。中间既有情同亲旧的眷恋，又有语重心长的关切，而内心的痛苦与怨恨又不能表现得太直率。作者从交往落笔取一种极其平静的口吻叙事，而将內在的丰富情感深深地寄寓于行文之中。
文章分三部分叙述，第一段叙订交之始是由刘氏兄弟及宋潜虚的介绍，虽未谋面，对对方的精神志趣、形貌辞气却早已有了详尽的了解。定交之后友朋四散，独与未生游处为久长。其后，刘北固客死他乡，宋潜虚又奔走于声利，自己也漂泊在外，友朋聚处之乐殊不易得。恰恰就在这时，《南山集》案发，自己被逮北上，左未生南归相聚的计划又落空在这种危难的情势下，左未生不由非常怅恨：“亡者则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这一慨叹，既写出了未生与自己的死生交情，也起承上启下作用，说明了下文偕同出塞的思想基础。
文章至此转入第二部分，写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自己随皇族出塞时，未生为不使朋友间“相望而永隔”不远千里，赶来相聚，并得人帮助，获准与自己一同赴热河，二人得以相聚三个来月。“每薄暮，公事毕，辄与未生执手溪梁间”，其亲密欢悦之情溢于言表。但塞外的环境对南方人来说，实在是很不适宜的，自己能适应已不同寻常，未生也能处数月之久，就更不寻常了。然而毕竟不能久留，驸马孙公之死对未生这南方人已是个警告，也是对他南归的一种催促。正因为如此，这三个月的相聚就特别显得珍贵，诚可谓是“天假之缘”了。
行文至此，文章借一句慨叹收束起叙事，转入第三层，以议论的口吻写出自己的劝勉，指出神交独有千古，不在区区形迹之间，勉励未生回乡后应与古塘各修行著书，“以自见于后世”而倘能如此，“则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赖矣，又何必以别离为戚戚哉！”既回应了开头，又不失赠别文章的旨义。而从这种貌似平和婉转的叙述劝勉中，又使人可感觉到作者极其真挚的情感和沉重的心情，体味到左未生离去后他内心的苦闷与落寞。
一篇文章，外表典雅，而内蕴深厚，感情的流露，极自然含蓄。文笔又随意挥洒，不经营而自有经营之妙。这种艺术功力，已是相当深厚了。
这篇序作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当时方苞刚经历了“《南山集》案”之祸，几至于杀身。虽得大赦，但惊魂甫定。出狱之后，虽供职于南书房，做了康熙帝的词臣，却没有人身自由，其家属族人也被强令入京，编入汉军旗下，自己也不得回乡，内心非常苦闷。康熙五十八年，他随皇族出塞外至热河行宫时，友人左未生从江南赶来陪他同行，不辞塞外风沙酷暑、气候恶劣，和他朝夕相处了三个月才打算返回。为朋友送行，方苞创作了这篇赠序。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
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暮归倒行，观山烧火，甚俛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
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甚寐。书以付过。东坡翁。
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
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
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
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
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人，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可谓至盛矣。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邪？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盖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已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
伏惟加察，幸甚！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安徽桐城人。中国清代散文家、经学家。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会试第四名，以母病归家未及殿试。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两年后被赦，隶汉军旗籍，以布衣入直南书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1723年-1735年）时，免去旗籍，仍归汉籍，累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等。乾隆时（1736年-1796年），再入南书房，任礼部右侍郎、三礼馆副总裁、经史馆总裁等职。乾隆七年（1742年），辞官归居南京，闭门谢客，著述终老。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家中，享年82岁。
方苞于文学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严于义法，为清代“桐城派”古文之初祖，与刘大櫆、姚鼐尊称为“桐城三祖”。论学以程朱为宗，究心宋儒义理之学，后桐城派古文家，耽心义理，习服程朱，皆以方苞为先路。著作有《周官辨》《春秋通论》《望溪文集》《史记注补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