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行塞上，乘任载之车，见马之负辕者而感焉。
古之车，独辀加衡而服两马。今则一马夹辕而驾，领局于轭，背承乎韅，靳前而靽后。其登阤也，气尽喘汗而后能引其轮之却也；其下阤也，股蹙蹄攒而后能抗其辕之伏也。鞭策以劝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颠，折筋绝骨，无所避之。而众马之前导而旁驱者，不与焉。其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
噫！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然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称，则虽善御者不能调也。驽蹇者力不能胜，狡愤者易惧而变，有行坦途惊蹶而偾其车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泞旋淖陷，常自顿于辕中，而众马皆为所掣。呜呼！将车者其慎哉。
我行走在边塞上，乘坐负重的马车，见到负辕的马而产生诸多感慨。
过去的老式马车，只有一根车辕而两边各驾一匹马，现在的马车由一匹马夹在两根车辕当中，头上和脖胫套上缰绳，背部系上皮带，胸和臀部也被勒紧。当它爬坡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才能拉动车轮前进，当它下坡的时候，又要收紧大腿紧攒四蹄才能抵住车辕不致倒伏。赶车的人用鞭子抽打使它前进，用棍棒枝条的暴虐来催促它从深陷中拽起车来。如果车在险恶陡峻的地方翻倒了，筋断骨折是根本无可避免的，其余在前面引路和在旁边副驾的马绝不会是这样。它渴了到溪边饮水，卸驾之后到槽枥去吃草料，则常常在众马之后。
唉！辕马的使命，难道还有比它更艰巨的吗？然而它的德性和能力，不经过驾辕的反复尝试是分辨不出来的。别的马要不就是与夹辕不相称，虽然可以担此重任但却不够协调。品质低劣的马，力量又不能胜任。狡黠而脾气不好的马，容易受惊出事，有的甚至行走在平坦大道上都会因惊蹶而翻车。让它拉车上坡就象跛的瘸的一样，下坡则又像塌倒的山岩无可阻挡，遇见泥泞就打滑而经过深坑就沉陷，常常困乏在车辕之中，使其余的马也因此受到牵制不能正常地行走了。唉，驾御车马的人一定要慎重呀！
韩愈的杂文《马说》，曾以其名句“世有伯乐，然后有于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传诵于世。这篇散文立意与艺术形式，都显示出脱胎于《马说》的痕迹。
方苞虽然生长于清初，但对明季朝政的腐败与黑暗，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书卢象晋传后》、《书孙文正传后》、《书潘允慎家传后》等文章中，作者一再论及鄙污小人与庸碌之徒把持朝廷，“嫉贤庇党，以覆邦家”的历史教训。入仕清廷之后，又因为入直南书房，常生活于清政权的最上层，更亲眼目睹了朝政之中的种种弊端，大臣之中，或燕燕居息，或劬劳王事，庸贤杂陈，劳逸不匀。贤者为国负重，待遇却往往不高，且容易获罪；而庸劣之辈却又常常窃据要职，结果常将事情办坏。这和明季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两样。显然，文章写辕马之劳苦和驽马之无能、狡愤一类烈马之倾车误事，正是力图从这极其贴切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中，来阐发深刻的道理，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正因为辽息如此，这简短文虽不似韩愈《马说》那样饱含着自身怀才不遇的深刻感慨，但却从更为开阔的角度奇寓着一种家国兴亡的深沉感喟，有一冲深厚的历史绵延感，显得更为典稚博厚。
在写法上，这篇散文也极似《马说》，取叙议结合的形式，但又略有不同、文章分两部分，先写往灭塞上乘马车见辕马的种种勤苦，以错落有致的排比句式，极力写其羁绊之多，负荷之重，鞭打之频繁，危难之深重，而享受休憩却远不及拉套之众马，文中奔涌着一股深沉的不平之气。然后承势而下，转入议论，指出庸劣之马不能胜任，使善御车者也无法调理；而狡愤之马又难以驾驭，用以夹辕反至牵掣众马乃至“行坦途惊蹶而愤其车”。作者由此而发出感叹：“呜呼！将车者其慎哉！”文章句句说马，又句句有所指，终不说破，而文意自见，显得细针密缝，首尾圆合。唯其如此，这一结论也就和《书卢象晋传后》的结尾一样，既深沉而又惊警，有震聋发聩的力量。
《望溪先生年谱》附录《文目编年》系本文于“年四十至五十”之间。此说不甚确切。先生于四十六岁前无“行塞上”的机会。《南山集》案判决出狱后，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入直南书房。从此时起，每年夏天都要陪同康熙皇帝到热河“避暑山庄”一次。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谱》还有“扈跸热河”的记载。文中“余行塞上”之语，盖指此。这篇文章当写于这阶段。从内容上看，应该是作者为讽喻朝廷谨慎用人而作。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成都。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人民登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及堙洪水，决江疏河，洒沉赡菑，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唯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鹜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接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恩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褆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闻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其所怀来，而失阙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而辞避。
带月披星担惊怕，久立纱窗下，等候他。蓦听得门外地皮儿踏，则道是冤家，原来风动荼蘼架。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贻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胠箧，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话言。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玄。
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曳丹罗之轻裳，载金翠之华钿。美荣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馀年。何大愿之不遂，飘微躯于逆边？行悠悠于日远，入穹谷之寒山。惭柏舟于千祀，负冤魂于黄泉。我羁虏其如昨，经春秋之十二。忍胡颜之重耻，恐终风之我萃。咏芳草于万里，想音尘之仿佛。祈精爽于交梦，终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为神灵之所弃。仰蕣华其已落，临桑榆之嘘唏。
入穹庐之秘馆，亟逾时而经节。叹殊类之非匹，伤我躬之无悦。修肤体以深念，叹兰泽之空设。伫美目于胡忌，向凯风而泣血。
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
不择茅檐与市楼，况我官居似蓬岛。
凤咮堂前野桔香，剑潭桥畔秋荷老。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
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安徽桐城人。中国清代散文家、经学家。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会试第四名，以母病归家未及殿试。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两年后被赦，隶汉军旗籍，以布衣入直南书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1723年-1735年）时，免去旗籍，仍归汉籍，累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等。乾隆时（1736年-1796年），再入南书房，任礼部右侍郎、三礼馆副总裁、经史馆总裁等职。乾隆七年（1742年），辞官归居南京，闭门谢客，著述终老。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家中，享年82岁。
方苞于文学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严于义法，为清代“桐城派”古文之初祖，与刘大櫆、姚鼐尊称为“桐城三祖”。论学以程朱为宗，究心宋儒义理之学，后桐城派古文家，耽心义理，习服程朱，皆以方苞为先路。著作有《周官辨》《春秋通论》《望溪文集》《史记注补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