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秋九月，余归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敞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宜檄县捕诘，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
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
昔先王以道明民，犹恐顽者不喻，故“以乡八刑纠万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刑随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邪则相及，所以闭其涂，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管子之法，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转相督察，而罪皆及于所司。盖周公所虑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观世变矣。
戊戌年秋九月，我从塞上回京师，在石槽过夜。旅店的小男孩身体瘦弱可怜，穿着破布单衣，没有鞋袜穿，而店主人很凶狠地用鞭子抽打他，小孩儿哭得很凄惨。问左右邻居人家，他们说：“这是店主人的哥哥留下的孤儿。他们有一小块田地，牲口农具生活用品大体都具备，店主人怕这小孩儿长大了和他分家产，所以不管他受冷挨饿，只差遣他干苦活。夜里就把他关在门外，寒风一刮，就活不成了。”我到了京师，两次写信告诉京兆尹说：“应该下文叫县里将店主人捉拿审问，让乡邻担保他以后对小男孩好，然后再放他。”
第二年四月，我再次路过这里，乡里人说：“那小男孩果然在那一年冬天死去了，店主人也突然死了，他的妻子儿女、田地房屋、牲口财物都归别人所有了。”我问他们：“县里官吏曾经训斥审问过店主人吗？”那却还没有。
从前先王用道义开导百姓，还担心愚顽的人不明白，所以用“乡八刑”来督察百姓守法，对那些不孝父母，不顺从兄长，家庭不和睦，姻亲不和善，对朋友不讲信用，见别人有危难不帮助的人，就按刑法给以处罚，五家相互担保，有犯奇怪邪恶罪行的，便五家都牵连到，以此来堵住百姓犯罪的途径，使百姓无从产生邪恶念头。管子的法制，则是从乡师到什伍的负责人，互相监督，出现了犯罪的，都要追究司法官吏。原来周公所担心的，只是百姓习惯于苟且偷安。至于管子，又更担心官吏玩忽职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
在方苞散文中，这篇是清通雅洁的代表性作品。文章记叙了一个孤儿悲惨的遭遇，读来催人泣下。
文章通过对“逆旅小子”不幸遭遇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民生疾苦的一定关心和同情，对邻里的无关痛痒，不闻不问的态度的不满，对为民父母的官吏不给孤苦无告的人作主，视民命如草芥的官风的谴责，对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的揭露，也反映了作者对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之道有一定看法。作者只用了一百余字，截取两次路过时的见闻进行叙述，首尾清楚，因果分明而又略有波澜。在叙述完孩子的遭遇后，文章似乎是略不经意地接了一句话：“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这短短一语，貌似冷静的叙述，却将宫吏漠视民情、草管人命、玩忽职守的嘴脸暴露无遗，孩子的惨死，与其说是死于叔父的虐待，毋宁说是死于官吏的昏庸。平平十字，一腔血泪，所谓春秋“义法”，一字褒贬，于此可见一斑，其用笔的简洁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正是最能体现桐城古文特色的地方。
正因为作者记叙这一事件的目的是在于针砭民风与时弊，所以在叙述结束后，进而展开议论。方苞说过：“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进四书文选表》）。从这一原则出发，本文的议论便以六经义理为准则而展开，作者先以周礼的“乡八刑”为依据，指出古礼中以一些地方性刑罚来治理民俗的浇薄，堵塞其犯罪的道路，“使民无由动于邪恶”。管仲则进而注意到官吏的玩忽职守，逃避责任，所以还要求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罪皆及于所司”。文章虽未直接批评对“逆旅小子”之死负有责任的京兆尹及下属官吏，但两相对照，其意自明，文章语言既简洁，而文意又深厚。这既是唐宋古文家“熔式经诰，方轨儒门”传统的发扬，又是桐城派“清真古雅”艺术旨趣的体现。
这篇散文记叙中穿插议论，叙事脉络清楚，文笔洗练冷峻。
这篇散文作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作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路经石槽时，在客栈里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备受店主欺凌和虐待，讯问四邻，才知是店主的亲侄子，店主因怕孩子长大后和他分家产，便百般折磨，欲置之于死地。作者回京后将此事书告京兆尹，请其捕诘，以伸张正义，保全孩子性命。但几个月后，他再过此处时，孩子已冻饿而死了，其叔父也暴卒，妻子财产尽届他人。作者为了揭露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于是创作了这篇散文。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諐，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阴。傥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悁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惨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颻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于时毕昴盈轩，北风凄凄。恫恫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
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
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
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兰舟高荡涨波凉。愁被矮桥妨。暮烟疏雨西园路，误秋娘、浅约宫黄。还泊邮亭唤酒，旧曾送客斜阳。
蝉声空曳别枝长。似曲不成商。御罗屏底翻歌扇，忆西湖、临水开窗。和醉重寻幽梦，残衾已断熏香。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安徽桐城人。中国清代散文家、经学家。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会试第四名，以母病归家未及殿试。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两年后被赦，隶汉军旗籍，以布衣入直南书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1723年-1735年）时，免去旗籍，仍归汉籍，累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等。乾隆时（1736年-1796年），再入南书房，任礼部右侍郎、三礼馆副总裁、经史馆总裁等职。乾隆七年（1742年），辞官归居南京，闭门谢客，著述终老。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家中，享年82岁。
方苞于文学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严于义法，为清代“桐城派”古文之初祖，与刘大櫆、姚鼐尊称为“桐城三祖”。论学以程朱为宗，究心宋儒义理之学，后桐城派古文家，耽心义理，习服程朱，皆以方苞为先路。著作有《周官辨》《春秋通论》《望溪文集》《史记注补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