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秋九月，余归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敞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宜檄县捕诘，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
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
昔先王以道明民，犹恐顽者不喻，故“以乡八刑纠万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刑随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邪则相及，所以闭其涂，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管子之法，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转相督察，而罪皆及于所司。盖周公所虑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观世变矣。
戊戌年秋九月，我从塞上回京师，在石槽过夜。旅店的小男孩身体瘦弱可怜，穿着破布单衣，没有鞋袜穿，而店主人很凶狠地用鞭子抽打他，小孩儿哭得很凄惨。问左右邻居人家，他们说：“这是店主人的哥哥留下的孤儿。他们有一小块田地，牲口农具生活用品大体都具备，店主人怕这小孩儿长大了和他分家产，所以不管他受冷挨饿，只差遣他干苦活。夜里就把他关在门外，寒风一刮，就活不成了。”我到了京师，两次写信告诉京兆尹说：“应该下文叫县里将店主人捉拿审问，让乡邻担保他以后对小男孩好，然后再放他。”
第二年四月，我再次路过这里，乡里人说：“那小男孩果然在那一年冬天死去了，店主人也突然死了，他的妻子儿女、田地房屋、牲口财物都归别人所有了。”我问他们：“县里官吏曾经训斥审问过店主人吗？”那却还没有。
从前先王用道义开导百姓，还担心愚顽的人不明白，所以用“乡八刑”来督察百姓守法，对那些不孝父母，不顺从兄长，家庭不和睦，姻亲不和善，对朋友不讲信用，见别人有危难不帮助的人，就按刑法给以处罚，五家相互担保，有犯奇怪邪恶罪行的，便五家都牵连到，以此来堵住百姓犯罪的途径，使百姓无从产生邪恶念头。管子的法制，则是从乡师到什伍的负责人，互相监督，出现了犯罪的，都要追究司法官吏。原来周公所担心的，只是百姓习惯于苟且偷安。至于管子，又更担心官吏玩忽职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
在方苞散文中，这篇是清通雅洁的代表性作品。文章记叙了一个孤儿悲惨的遭遇，读来催人泣下。
文章通过对“逆旅小子”不幸遭遇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民生疾苦的一定关心和同情，对邻里的无关痛痒，不闻不问的态度的不满，对为民父母的官吏不给孤苦无告的人作主，视民命如草芥的官风的谴责，对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的揭露，也反映了作者对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之道有一定看法。作者只用了一百余字，截取两次路过时的见闻进行叙述，首尾清楚，因果分明而又略有波澜。在叙述完孩子的遭遇后，文章似乎是略不经意地接了一句话：“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这短短一语，貌似冷静的叙述，却将宫吏漠视民情、草管人命、玩忽职守的嘴脸暴露无遗，孩子的惨死，与其说是死于叔父的虐待，毋宁说是死于官吏的昏庸。平平十字，一腔血泪，所谓春秋“义法”，一字褒贬，于此可见一斑，其用笔的简洁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正是最能体现桐城古文特色的地方。
正因为作者记叙这一事件的目的是在于针砭民风与时弊，所以在叙述结束后，进而展开议论。方苞说过：“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进四书文选表》）。从这一原则出发，本文的议论便以六经义理为准则而展开，作者先以周礼的“乡八刑”为依据，指出古礼中以一些地方性刑罚来治理民俗的浇薄，堵塞其犯罪的道路，“使民无由动于邪恶”。管仲则进而注意到官吏的玩忽职守，逃避责任，所以还要求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罪皆及于所司”。文章虽未直接批评对“逆旅小子”之死负有责任的京兆尹及下属官吏，但两相对照，其意自明，文章语言既简洁，而文意又深厚。这既是唐宋古文家“熔式经诰，方轨儒门”传统的发扬，又是桐城派“清真古雅”艺术旨趣的体现。
这篇散文记叙中穿插议论，叙事脉络清楚，文笔洗练冷峻。
这篇散文作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作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路经石槽时，在客栈里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备受店主欺凌和虐待，讯问四邻，才知是店主的亲侄子，店主因怕孩子长大后和他分家产，便百般折磨，欲置之于死地。作者回京后将此事书告京兆尹，请其捕诘，以伸张正义，保全孩子性命。但几个月后，他再过此处时，孩子已冻饿而死了，其叔父也暴卒，妻子财产尽届他人。作者为了揭露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于是创作了这篇散文。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词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州，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毘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子问居长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时过之，泛舟吴淞江，游白莲寺，憩安隐堂，想天随先生之高风，相与慨然太息。而子问必挟《史记》以行。余少好是书，以为自班孟坚已不能尽知之矣。独子问以余言为然。间岁不见，见必问《史记》，语不及他也。会其堂毁，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馆。盖植四时花木于庭，而庋《史记》于室，日讽诵其中，谓人生如是足矣，当无营于世也。
夫四时之花木，在于天地运转、古今代谢之中，其渐积岂有异哉！人于天地间，独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静而处其外，视天地间万事，如庭中之花，开谢于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于太初，上下二千余年，吾静而观之，岂不犹四时之花也哉！吾与子问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内，视二千余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为己有，营营而不知止，又安能观世如《史》、观《史》如花也哉！余与子问言及此，抑亦进于史矣。遂书之以为记。
几个轻鸥，来点破、一泓澄绿。更何处、一双鸂鶒，故来争浴。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有飞泉、日日供明珠，三千斛。
春雨满，秧新谷。闲日永，眠黄犊。看云连麦垄，雪堆蚕簇，若要足时今足矣，以为未足何时足。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
瘴雨蛮烟，十年梦、尊前休说。春正好、故园桃李，待君花发。儿女灯前和泪拜，鸡豚社里归时节。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
活国手，封侯骨。腾汗漫，排阊阖。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当日念君归去好，而今却恨中年别。笑江头、明月更多情，今宵缺。
儿自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何携去千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汝此去，为求学也。求学宜先刻苦，又不必交友酬应。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何四月未满即已告罄？汝如此浪费，必非饮食之豪，起居之阔，必另有所销耗。吾儿恃有汝父庇荫，然亦当稍知稼穑之艰难，尽其求学之本分。非然者，即学成归国亦必无一事能为。今汝若此，余今而后恐无望于汝矣！用钱事小，而因之息弃学业，损耗精力，虚度光阴，则固甚大也。余前曾致函戒汝，须努力用功，何竟忘之？光阴可贵，求学不易，此中甘苦，应自知之，毋负老人训也。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安徽桐城人。中国清代散文家、经学家。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会试第四名，以母病归家未及殿试。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两年后被赦，隶汉军旗籍，以布衣入直南书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1723年-1735年）时，免去旗籍，仍归汉籍，累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等。乾隆时（1736年-1796年），再入南书房，任礼部右侍郎、三礼馆副总裁、经史馆总裁等职。乾隆七年（1742年），辞官归居南京，闭门谢客，著述终老。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家中，享年82岁。
方苞于文学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严于义法，为清代“桐城派”古文之初祖，与刘大櫆、姚鼐尊称为“桐城三祖”。论学以程朱为宗，究心宋儒义理之学，后桐城派古文家，耽心义理，习服程朱，皆以方苞为先路。著作有《周官辨》《春秋通论》《望溪文集》《史记注补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