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东南巨浸也，广五百里，群峰出于波涛之间以百数。而重涯别坞，幽谷曲隈，无非仙灵之所栖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悦，水或束隘迫狭，不足以尽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卑稚，不足以极水之趣。太湖漭淼澒洞，沉浸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贮之。意惟海外绝岛胜是，中州无有也。故凡奔涌屏列于湖之滨者，皆挟湖以为胜。
自锡山过五里湖，得宝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间，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岁弃官，而其子鉴始登第，亦告归，家庭间日以诗画自娱。因长洲陆君，来请予为山居之记。
余未至宝界也，尝读书万峰山，尽得湖滨诸山之景。虽面势不同，无不挟湖以为胜，而马迹长兴，往往在残霞落照之间，则所谓宝界者，庶几望见之。昔王右丞辋川别墅，其诗画之妙，至今可以想见其处。仲山之居，岂减华子冈、欹湖诸奇胜？而千里湖山，岂蓝田之所有哉？摩诘清思逸韵，出尘壒之外。而天宝之末，顾不能自引决，以濡羯胡之腥膻。以此知士大夫出处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诘，令人千载有遗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遁于明时，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太湖是东南方的大湖。它方圆五百里，山峰挺立于波涛之上的就数以百计。而层层叠叠的山谷，各不相同的谷地，幽深的山谷，曲折的水流，无非是神仙圣灵栖息的地方。天下的山峰，有水才能有情趣；水有时被束缚显得狭窄紧迫，就不能尽显山的奇美；天下的水，有山才能尽显其美；山有时孤零矮小，就不能尽显水的奇趣。太湖水势广阔浩荡，连绵不断，淹没了许多山，山虽多但太湖的水却足以容纳得下。我想这只是海外才有的独一无二的岛，绝美的风景，在中原是没有的。因此凡是太湖边的奔流的河水，屏列的山峰，都是凭借太湖才成为了胜景。
从锡山经过五里湖，就到了宝界山，它在洞庭山的北面，椒山、湫山的中间，王仲山先生住在那里。先生早年曾弃官不做，而他的儿子刚刚考中，也辞官回家了。他们在家中的庭院里每天用吟诗画画来自娱。因而长洲县的陆君让我为山居作一篇传记。
我没有到过宝界山，但曾经在万峰山读书，饱览过湖边各个山的美景。虽然方向形势不同，但没有一个不是凭借太湖才成为胜景的。常常在夕阳西下、残霞片片的时候，从长兴县的马迹山上几乎可以望见那座宝界山。过去王维闲居的辋川别墅，将其入诗入画都非常美妙，至今可以让人想象出那个地方。仲山先生的住所，比起华子冈、欹湖那些奇妙美好的景象，难道有所逊色吗？茫茫千里湖山一片，哪里是蓝田所能具有的呢？王维思想超逸脱俗，高于世人，但天宝末年却不能自杀殉国，结果被叛军俘获。从这里可以看出士大夫当官退隐都有原则，一旦失足就不能再恢复清白，比如说王维，让人一千年来还有遗憾。如今仲山父子合乎道理地在政治清明的时候隐退，哪里比得上啊！哪里比得上啊！
归有光虽然没有到过宝界山，但他对太湖的山川地理十分熟悉，他任职的长兴县，地处太湖西南，与北岸的无锡隔湖相望。湖中和湖周的许多名胜古迹，他都去考察和游览过，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
文章首段描写太湖的奇山秀水。太湖之美，在于山水相衬，相得益彰。作者认为，天下之山，得水而悦；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借水而妩媚，水因山而灵秀，相互修饰弥补对方的缺陋。而五百里太湖，浩瀚澒洞，群峰出于万顷波涛之中，为中原绝不可见的奇观。湖中有数十个岛屿，号称七十二山，实际可以称山的不及其半，如果把所有的洲渚矶浮都算在内则又不止七十二个，正如文中所说：“群峰出于波涛之间以百数”。其中较大的有湖东南的东、西洞庭山和湖西北的马迹山。四面群山环绕，港汊相连，草树繁茂，曲折幽深，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处处都可以说是仙灵栖息之所。作者以神话传说中的“海外绝岛”相比，称之为“中州无有”，表达了无限向往和赞美之情。
文章接着叙述为宝界山居作记的经过和感想。宝界山在太湖鼋头渚，有宝界桥与无锡市区相连。从锡山出发，渡过五里湖，舍舟登岸，便到了王氏父子隐居之处。据传宋人钱绅退休后曾卜筑于此，明清时其遗址尚存。东南有山门，下岭可通石塘，风景与作者早年读书的万峰山相似，“皆挟湖以为胜”，可以尽览湖山之美。登上宝界山向西南眺望，湖中的马迹山和作者所居的长兴县，“往往在残霞落照之间”。反过来说，从长兴向东北望去，也可以看到宝界山。这里通过遐想，将作者与山居主人联系起来，既表达了对王氏父子的仰慕之情，同时也使文章更加富于诗意。
最后一段议论，用意在于称赞王问和王鉴父子二人不慕功名富贵能够激流勇退，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及。文章对王维在安史之乱中滞留长安，未能“引决”，以至“一失足遂不可浣”，虽不免过于苛求，却也反映出作者对气节、人格的看重。
全文结构严谨，脉胳清晰，夹叙夹议，文字简洁，不仅介绍了少为人知的宝界山居，而且对太湖风物的描绘尤为生动具体，展现出“东南巨浸”的宏阔图景。
《宝界山居记》写作于明代隆庆三年（1569年）或稍后，归有光时年六十三岁。宝界山居的主人王仲山，即王问，官至广东按察佥事，乞养归。《明史》有传，称他：“筑宝湖上，读书三十年，不履城市，数被荐不起。工诗文书画，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门人私谥曰文静先生。”其子王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二甲第十七名进士，与归有光有同年之谊。授武定知州，升吏部郎中，囚念父老，谢病归，回乡奉养父亲。文章中“其子鉴始登第，亦告归”，讲的即是此举，其“告归”当在中进士以后三年左右，据此即可推定此文的写作年代。
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
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
水亭花上三更月，扇与人闲。弄影阑干。玉燕重抽拢坠簪。
心期偷卜新莲子，秋入眉山。翠破红残。半簟湘波生晓寒。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适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正旦、冬至大朝会，则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余年来观瀑屡矣。至峡江寺而意难决舍，则飞泉一亭为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悦，其体不适，势不能久留。天台之瀑，离寺百步；雁荡瀑旁无寺；他若匡庐，若罗浮，若青田之石门，瀑未尝不奇，而游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从容以观；如倾盖交，虽欢易别。
惟粤东峡山高不过里许，而蹬级纡曲，古松张覆，骄阳不炙。过石桥，有三奇树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结为一。凡树皆根合而枝分，此独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纵横丈余，八窗明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笔砚，可瀹茗置饮，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与之对枰。于是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顷之又有曳杖声从云中来者，则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天籁人籁，合同而化。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带玉堂。正对南山，六树蓊郁，中隔长江，风帆往来，妙无一人肯？泊来此寺者。
僧告余日：“峡江寺俗名飞来寺。”余笑日：“寺何能飞！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僧日： “无征不信。公爱之，何不记之？”余日：“诺。”已遂述数行，一以自存，一以与僧。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锵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其上有鸟，黑如鸲鹆，赤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
稍西，一峰高绝，有蹊介然，仅可步。系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筱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
于时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窗间竹数十竿相磨戛，声切切不已。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
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因追忆之。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开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人。中国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南归，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二十余年，生徒常达数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后又七赴春闱，皆不第。他关心家乡水利，曾考察三江古迹，著书《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采用了归有光的许多建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年近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授长兴知县。任内重视教化，治政廉明，因得罪上司被迁为顺德府通判。隆庆四年（1570年），经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任南京太仆寺丞，后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人称“归太仆”。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以老儒身份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相抗，斥其为“庸妄巨子”。其文上承唐宋八大家，清人将其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相提并论，近人则径称他们为“唐宋派”。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能以情动人，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又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亦能作诗。著有《震川先生集》《易图论》《尚书叙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