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好轩者，袁子藏书处也。袁子之好众矣，而胡以书名？盖与群好敌而书胜也。其胜群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书之好无以异于群好也，而又何以书独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清明，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也。而其事又无尽，故胜也。
虽然，谢众好而昵焉，此如辞狎友而就严师也，好之伪者也。毕众好而从焉，如宾客散而故人尚存也，好之独者也。昔曾皙嗜羊枣，非不嗜脍炙也，然谓之嗜脍炙，曾皙所不受也。何也？从人所同也。余之他好从同，而好书从独，则以所好归书也固宜。
余幼爱书，得之苦无力。今老矣，以俸易书，凡清秘之本，约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则以“所好”名轩也更宜。
所好轩是袁子藏书的地方。袁子的喜好有很多，而为什么用书来命名呢？大概是各种喜好和书相比，袁子更喜爱书。他众多的爱好都是什么呢？说起来有：喜爱美味，喜爱美色，喜爱建造房屋，喜欢游玩，喜欢结交朋友，喜爱花竹泉石，喜爱收藏名贵的古董和名人字画，又喜欢书。对书的爱好和对其他各种爱好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偏偏用书来命名呢？回答说：美色适宜于少年，美味适宜于饥饿的人，交朋友应该交志向相同的，游览应该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房屋、花石、古玩适合于刚刚购买，所有这些都是过了时间就没有新鲜劲儿了。只有书这种东西，不论少年壮年、老弱病残、饥寒交迫、刮风下雨，没有不适宜的。而读书又是没有穷尽的，所以，对书的爱好胜过其他爱好。
虽然对书的爱好胜过其他爱好，但谢绝其他各种爱好而惟独溺爱书，这就好像辞去过于亲热而又很随便的朋友，却去跟随一个很严厉的老师，这样的爱好是假的。和其他各种爱好分别而跟从书籍，就像是宾客都散去了，而惟独老朋友还在，这样的爱好是偏好。过去，曾皙喜欢吃羊枣，并不是他不喜欢吃美味佳肴。然而，如果说他嗜好美味佳肴，曾皙肯定不会接受。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把他的嗜好和别人等同了。我的其他爱好和别人相同，而爱好书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如此说来，把我的爱好归结到书上，本来就是适宜的。
我自小喜爱书，想得到它却苦于没有能力。如今老了，用俸禄来买书，凡是珍贵的秘本，我大约已购得十分之六七。少年爱好书，恐怕得不到，如今有书了，又恐怕失去。假如害怕这些书失去，那么用“所好”来命名书斋，就更合适了。
在这篇文章中，袁枚表达了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类似的思想：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在表述这种思想的同时，袁枚又显示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人都有欲望，但在教人做假人、说假话的传统社会中，人欲被看作是一种罪恶，所以几乎无人敢披露自己真实的心灵欲求。袁枚的真诚和坦率在于，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了自己种种生理和心理的追求：袁子好味，好色，好游，好友，好宫室花石、古玩等等。他还敢于说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人生体验：当血气旺盛的时候，美丽的女色格外迷人；当腹中饥饿的时候，吃东西格外香；交朋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出游宜在风和日暖的时节，“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否则很难充分领略个中滋味。
除上述欲望之外，袁枚又明确表示自己好读书，并认为这是更高层次的爱好和追求。如果说声色、饮食、交游等等爱好都受到生理、心理和外在环境种种限制的话，对书的爱好则是在人生旅程的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书海无涯，求知欲永难满足，因此袁枚认为自己对书的爱好实在超胜于其他的欲求。然而，袁枚又强调，对于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并不排斥其他的各种欲望，并明确指出，那种标榜自己只追求精神价值而没有物质欲望的人是虚伪的。物质的追求与精神的追求可以统一起来，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中并行而不悖。物质的欲望有尽，而精神的欲望无涯，到最后血气既衰、交游散尽，也就只剩下爱书这一种爱好了。所以袁枚说：“余之他好从同，而好书从独，则以所好归书也固宜。”他担忧这一最后的爱好也将随生命的消亡而失去，所以格外珍视，以“所好轩”来作为他藏书楼的名字。
袁枚的散文最大特点是不拘一格。从标题上说，这篇文章应当是记其轩，但袁枚不记其轩而在轩名“所好”上发挥。全文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作者先谈自己喜欢书，次谈书与别的玩好器物的不同之处，说明书值得爱；也表明了自己怎么样爱书；最后才点名为什么只把书轩取名为“所好”。从这篇散文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真率无邪的活生生的人对生命的自我表白，感受到的是在封建禁欲主义统治下古老社会中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
乾隆十九年（1754年），袁枚彻底脱离官场，隐居小仓山下的随园。随园经过他的几度修葺，颇具规模。这篇文章是他为自己在随园的藏书处所好轩写的一篇记文。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毬。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
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
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称，仕吴司空。祖父揖，元康中为庐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阳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
太尉颍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语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旬有余日，更版为劝学从事。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座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座，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举秀才，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
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左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座。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坠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座，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
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
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隤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常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后以疾终于家，年五十一。
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衿，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君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贵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纵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
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
槐阴别院宜清昼，入座春风秀。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
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祖籍浙江慈溪。清朝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 [61]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嘉庆二年（1798年），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 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