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㑺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惭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巳。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过去，姚鼐在京城吏部为官。历城姓周的编修告诉我：“写文章的人，先模仿学习然后能学会写文章，学会之后再有所创新，然后才能有大的成就”。大清朝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前朝，就是在文章的创作方面，成就还不够大。过去有方侍郎，现在有刘先生，天下的文章，大概都是出自桐城吧？姚鼐回答说：“黄山舒城一带，是天下风景秀丽的地方。沉默压抑了千余年，没有对少人在史册上留名”，但是佛教寺庙自南朝梁陈以来，不超过二三百里便有一座，佛教僧徒遍布天下，而这一代寺庙是发源地。或许山州的奇气灵气都被佛教占据了吧！但是佛教衰败之后，儒家就兴旺起来，或许现在就是儒教兴盛的时机吧！方先生、刘先生就是儒教兴起的标志，他们也引导教诲了乡人后辈。
姚鼐还从年长的人那里听说：“康熙年间，方苞闻名天下。刘先生以布衣身份到京城去，把自己的文章呈给方苞看。方苞看了之后对人说：‘像我方苞这样的，算什么呢？我的老乡，刘海峰先生，那才是真正的国士’”。听到这个评价的人都非常惊讶，开始并不相信，时间长了，才对刘海峰先生的文章有所了解。现在方苞先生已经过世了，而海峰先生的文章也更有地位。但是海峰先生在原籍居住没有出来做官，没有方苞先生那样的名声交游，也就没有奖掖提携和教育后辈的机会，只是在家中伏案写作。海峰先生已经80岁了，还是耳聪目明，不停的写作，有以诗文惊世的理想抱负，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了不起的人物。
我小的时候，曾经跟随海峰先生学习，对先生的状貌言笑很感兴趣，放学之后模仿先生的言行来游戏。等到长大一些，跟随伯父姚编修学习经学，跟随海峰先生学习文章。我在外做官三十年之后回到家乡，编修先生已经过世，再也见不到了，从前父辈交游的亲朋差不多也都不在了，但还是在枞阳见过海峰先生多次，海峰先生也非常乐意我去拜访，那时候他的脚上的毛病还没有好，在别人搀扶下出来与我讨论文章，每次都谈到半夜。
现在是五月十五日，家乡人因为是先生的生日为他庆祝，我却恰好在扬州，十分想念先生，就写了这封信寄给先生，同时，也希望家乡的年轻人了解海峰先生的事迹，用来激励自己。
这篇文章是首次高张桐城文派旗帜的作品。“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一语，即由此而来。文章是为刘大櫆作的寿序，恰恰刘大櫆又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于是文章便顺其自然，以刘大櫆为中心，前钩后连，分作三大部分，以勾画出文派的发展脉络。
第一部分是总写，正式提出桐城文派的构想。但作为乡人，若以自己之口吻提出，则难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作者因此改用别人提出，自己附和的形式来表达。先借程晋芳、周永年之口来指出，作为好的作家，为文应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但清朝建国以来，士人中真正能作古文的却不多。独以方、刘二人名满天下，“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在此，作者特别强调程、周一为歙县人，一为历城人，且都是知名学者，这就显得这一看法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广泛的代表性。铺叙之后，笔锋一转，附上自己的对答，说明桐城山水奇秀，山川奇杰之气钟聚、郁集已干有余年，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多少人得以名于史传。相反，佛教却在此广为蔓延，十分兴盛。而今，“释氏衰歇”，那么，儒士崛起，就是时候了。这一对答，正与程、周之论断相呼应，并进一步予以肯定。言语之间既带有一种自豪感，又隐含着对文派蔚然兴盛、宗主天下的期待。使人不由想到，或许，它也会如同佛教一样，“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和”，以致“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
文章第二部分写刘、方间的师承关系。同样先借别人的传闻说出，然后益以自己的见闻，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指出桐城宗祖间最初的承继轨迹。进入第三部分，则概叙自己和刘大槐相识并从其学文的过程，着力表达自己得益之多，相交之深，刘大槐虽已至晚年，仍十分喜爱姚鼐，“足疾未乎，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夜半。”当时，作者正聚徒讲学于扬州，广为张扬桐城文论。所以这二、三两段的叙述，实际上是明确标示出桐城文派自方苞经刘大櫆而至于姚鼐的递传脉络，并隐然以张扬桐城家法、树立桐城宗派，进而统领天下文章为己任的。所谓“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便是隐含着这种期待的。
这篇散文在行文上也非常得体，往往借一副笔墨，说两层意思，言外有意，旨外有旨，委婉含蓄，既表达出一种开宗立派的自豪与自信，又不失作为晚辈后学的谦躬与谨慎，如一、二两段的借“诸长者”之言末揭示文派的构想，如写佛学之衰与儒世之兴，如叙自己从师于刘大櫆并讲学于扬州，都是这样的文字，充分显示出作者作为桐城大家的“大手笔”的功力。
这篇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是作者祝贺其师刘大櫆八秩寿辰之作。
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
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
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
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
酩酊4醉时日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
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是以宾客游从之士，无所为而至。愈待罪于斯，且半岁矣。
有区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来。升自宾阶，仪观甚伟，坐与之语，文义卓然。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岂易得哉。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与之翳嘉林，坐石矶，投竿而渔，陶然以乐，若能遗外声利，而不厌乎贫贱也。岁之初吉，归拜其亲，酒壶既倾，序以识别。
血洒青山尽作花，花残人影未还家。声声只是为天涯。有恨朱楼当凤阙，无穷青冢在龙沙。催还不得恨琵琶。
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彼鹫鹗惊鸿，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翰举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卫，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赋之云尔。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于万类。惟鹪鹩之微禽兮，亦摄生而受气。育翩翾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鹰鹯过犹俄翼，尚何惧于罿罻。翳荟蒙笼，是焉游集。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茞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
雕鹖介其觜距，鹄鹭轶于云际。稚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彼晨凫与归雁，又矫翼而增逝。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徒衔芦以避缴，终为戮于此世。苍鹰鸷而受緤，鹦鹉惠而入笼。屈猛志以服养，块幽絷于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恋钟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虽蒙幸于今日，未若畴昔之从容。海鸟鶢鶋，避风而至。条枝巨雀，逾岭自致。提挈万里，飘飖逼畏。夫唯体大妨物，而形瑰足玮也。
阴阳陶蒸，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鹪螟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櫂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袸。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
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
姚鼐（nài）（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姚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归里后，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嘉庆二十年（1815年），逝世于钟山书院，享年83岁。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