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群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及其敝也，杂之以谶纬，乱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盖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然世犹或爱其说辞，不忍废也。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示统贯，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且夫天地之远，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
嘉定钱君献之，强识而精思，为今士之魁杰，余尝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虽然，是犹居京师庬淆之间也。钱君将归江南而适岭表，行数千里，旁无朋友，独见高山大川乔木，闻鸟兽之异鸣，四顾天地之内，寥乎茫乎，于以俯思古圣人垂训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于余论，将益有合也哉。
孔子去世后，儒家大道逐渐衰微。汉代儒生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术流派，各自抱守一部经典，师徒相传。同辈之间互相嫉妒怨恨，学术互不贯通，他们对于圣人之道的理解，如同筑起墙垣堵塞了门巷（使大道难以通行）。久而久之，博通的儒者逐渐出现，他们贯穿融合群经，相互印证，择取各家之长。但到了后来，弊端也随之而来：有人将谶纬迷信混入学术，用怪诞琐碎的内容扰乱正理，世人又因此讥讽他们。到了魏晋时期，空虚玄谈之风兴起，士人以清谈为高明，将经典注疏视为尘垢，行为放浪颓废，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然而世人仍有人喜爱他们的言辞，不忍废弃。从此南北分裂，学术风尚各异，延续了五百多年。唐代统一天下后，兼采南北学术之长，制定经典义疏，明确学术统绪，但其中取舍正误参半，未能折中至善。宋代时，真正的儒者才得以领悟圣人宗旨，群经大义逐渐有了确定的解说。元明两代恪守宋学，将其定为科举考试的准则。当明代昏君乱政频繁发生时，士大夫能维持纲纪、坚守节义，使明朝得以长久延续，这或许就是宋儒论学的功效吧！天地间的事物，长久之后必定会发生变化。所以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饰。学术的演变也是如此：如果有大儒能把握根本、纠正弊端，那么新的风尚会胜过旧习；否则连旧习的优点都比不上 —— 汉代以来的学术演变都是如此。明末至今，学者们大多厌恶科举考试中那些陈词滥调，又憎恶浅陋的儒生不考求古义而局限于近世之说，于是专门研求古人的名物、制度、训诂、历算，以广博为追求，以挑错攻难为能事。极端的人甚至想完全舍弃程朱理学，而尊崇汉学的人，如同只猎取枝叶而舍弃根本，搜求细节而遗漏大体，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局限吗？
嘉定钱献之先生，记忆力超群且精于思考，是当今士人的魁首。我曾向他表达过上述观点，他并未反驳我。不过，这仍如同身处京城繁杂混乱的环境中（难以看清全貌）。钱先生即将返回江南，又将远适岭南，行程数千里，身旁没有朋友相伴，只能见到高山大川、乔木古树，听到鸟兽的奇异鸣叫。当他四顾天地之间，感到辽阔茫然时，若能低头思索古代圣人垂训于世、以大道为先的本意，或许会对我的观点有更深的认同吧。
《赠钱献之序》是清代文学家姚鼐创作的一篇散文，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收录于《惜抱轩集》，创作背景与四库馆内汉宋学术之争密切相关。该文为姚鼐辞别四库馆时赠予钱坫（字献之）所作。
姚鼐生活的时期，汉学大盛，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即已出现的学术思想上的汉宋之争，更形激烈，桐城派大家俱以程朱理学为宗，故一般都坚持宋学立场，对汉学多所批评。此文极力维护宋学，认为宋儒真正“得圣人之旨”，批评汉学家“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代表着桐城文家在汉宋之争中的基本态度。但姚鼐对汉学也不绝对排斥，他在坚持宋学立场的同时，对汉学的长处也有所肯定，有所吸取，所以能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散文创作主张。
文章系统梳理经学演变，指斥汉儒因“师弟相授”导致经义割裂、谶纬杂入及解经支离三重弊端，批判魏晋清谈“放诞颓坏”之风，认为宋儒方得圣人义理真传。针对乾嘉学派专求训诂名物而忽略义理的治学倾向，姚鼐提出“操其本而齐其弊”的学术主张，强调应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反对“舍程朱而宗汉儒”的考据方式。重申“义理、考证、辞章合一”的文学理念，明确桐城派与考据学派分庭抗礼的立场。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别后闲情何所寄，初莺早雁相思。如今憔悴异当时，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
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却到梁溪。匆匆刚欲话分携，香消梦冷，窗白一声鸡。
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
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玉之在山，以见珍而招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犹芳。故庄周垂钓于濠，伯成躬耕于野，或货海东之药草，或纺江南之落毛。譬彼鸳雏，岂竞鸢鸱之肉；犹斯杂县，宁劳文仲之牲！
至如子常、宁喜之伦，苏秦、卫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卒如其言，岂不痛哉！又楚子观周，受折于孙满；霍侯骖乘，祸起于负芒。饕餮之徒，其流甚众。
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而况于他乎？是以至人达士，因以晦迹。或怀釐而谒帝， 或披褐而负薪，鼓楫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 《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
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技。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
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
山川马前阔，不敢计归时。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姚鼐（nài）（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姚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归里后，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嘉庆二十年（1815年），逝世于钟山书院，享年83岁。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