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群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及其敝也，杂之以谶纬，乱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盖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然世犹或爱其说辞，不忍废也。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示统贯，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且夫天地之远，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
嘉定钱君献之，强识而精思，为今士之魁杰，余尝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虽然，是犹居京师庬淆之间也。钱君将归江南而适岭表，行数千里，旁无朋友，独见高山大川乔木，闻鸟兽之异鸣，四顾天地之内，寥乎茫乎，于以俯思古圣人垂训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于余论，将益有合也哉。
孔子去世后，儒家大道逐渐衰微。汉代儒生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术流派，各自抱守一部经典，师徒相传。同辈之间互相嫉妒怨恨，学术互不贯通，他们对于圣人之道的理解，如同筑起墙垣堵塞了门巷（使大道难以通行）。久而久之，博通的儒者逐渐出现，他们贯穿融合群经，相互印证，择取各家之长。但到了后来，弊端也随之而来：有人将谶纬迷信混入学术，用怪诞琐碎的内容扰乱正理，世人又因此讥讽他们。到了魏晋时期，空虚玄谈之风兴起，士人以清谈为高明，将经典注疏视为尘垢，行为放浪颓废，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然而世人仍有人喜爱他们的言辞，不忍废弃。从此南北分裂，学术风尚各异，延续了五百多年。唐代统一天下后，兼采南北学术之长，制定经典义疏，明确学术统绪，但其中取舍正误参半，未能折中至善。宋代时，真正的儒者才得以领悟圣人宗旨，群经大义逐渐有了确定的解说。元明两代恪守宋学，将其定为科举考试的准则。当明代昏君乱政频繁发生时，士大夫能维持纲纪、坚守节义，使明朝得以长久延续，这或许就是宋儒论学的功效吧！天地间的事物，长久之后必定会发生变化。所以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饰。学术的演变也是如此：如果有大儒能把握根本、纠正弊端，那么新的风尚会胜过旧习；否则连旧习的优点都比不上 —— 汉代以来的学术演变都是如此。明末至今，学者们大多厌恶科举考试中那些陈词滥调，又憎恶浅陋的儒生不考求古义而局限于近世之说，于是专门研求古人的名物、制度、训诂、历算，以广博为追求，以挑错攻难为能事。极端的人甚至想完全舍弃程朱理学，而尊崇汉学的人，如同只猎取枝叶而舍弃根本，搜求细节而遗漏大体，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局限吗？
嘉定钱献之先生，记忆力超群且精于思考，是当今士人的魁首。我曾向他表达过上述观点，他并未反驳我。不过，这仍如同身处京城繁杂混乱的环境中（难以看清全貌）。钱先生即将返回江南，又将远适岭南，行程数千里，身旁没有朋友相伴，只能见到高山大川、乔木古树，听到鸟兽的奇异鸣叫。当他四顾天地之间，感到辽阔茫然时，若能低头思索古代圣人垂训于世、以大道为先的本意，或许会对我的观点有更深的认同吧。
《赠钱献之序》是清代文学家姚鼐创作的一篇散文，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收录于《惜抱轩集》，创作背景与四库馆内汉宋学术之争密切相关。该文为姚鼐辞别四库馆时赠予钱坫（字献之）所作。
姚鼐生活的时期，汉学大盛，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即已出现的学术思想上的汉宋之争，更形激烈，桐城派大家俱以程朱理学为宗，故一般都坚持宋学立场，对汉学多所批评。此文极力维护宋学，认为宋儒真正“得圣人之旨”，批评汉学家“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代表着桐城文家在汉宋之争中的基本态度。但姚鼐对汉学也不绝对排斥，他在坚持宋学立场的同时，对汉学的长处也有所肯定，有所吸取，所以能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散文创作主张。
文章系统梳理经学演变，指斥汉儒因“师弟相授”导致经义割裂、谶纬杂入及解经支离三重弊端，批判魏晋清谈“放诞颓坏”之风，认为宋儒方得圣人义理真传。针对乾嘉学派专求训诂名物而忽略义理的治学倾向，姚鼐提出“操其本而齐其弊”的学术主张，强调应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反对“舍程朱而宗汉儒”的考据方式。重申“义理、考证、辞章合一”的文学理念，明确桐城派与考据学派分庭抗礼的立场。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後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後足焉。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於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後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遗於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
谁教并蒂连枝摘，醉后明皇倚太真。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
行行独出故关迟，南望千山无尽期。
见舞巴童应暂笑，闻歌蜀道又堪悲。
孤城晚闭清江上，匹马寒嘶白露时。
别后此心君自见，山中何事不相思。
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 使家童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姚鼐（nài）（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姚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归里后，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嘉庆二十年（1815年），逝世于钟山书院，享年83岁。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