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钱塘袁氏，讳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祖讳锜，考讳滨，叔父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君之少也，为学自成。年二十一，自钱塘至广西，省叔父于巡抚幕中。巡抚金公鉷一见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即举君。时举二百馀人，惟君最少。及试，报罢。中乾隆戊午科顺天乡试，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又改发江南为知县；最后调江宁知县。江宁故巨邑，难治。时尹文端公为总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矣。既而去职家居，再起，发陕西；甫及陕，遭父丧归，终居江宁。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自陕归，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其瑰奇幽邈，一发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见人善，称之不容口。后进少年诗文一言之美，君必能举其词，为人诵焉。
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仿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馀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试为溧水令。其考自远来县治。疑子年少，无吏能，试匿名访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县，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宁尝朝治事，夜召士饮酒赋诗，而尤多名迹。江宁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为不足道，后绝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无子，抚从父弟树子通为子。既而侧室钟氏又生子迟。孙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仓山北，遗命以己祔。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仓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与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宁，从君游最久。君殁，遂为之铭曰：粤有耆庞，才博以丰。出不可穷，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蔼如其冲，其产越中。载官倚江，以老以终。两世阡同，铭是幽宫。
钱塘县袁君，名枚，字子才。他出仕官职，政绩昭然，声名远播。辞掉官职后，在江宁西城建了一所园子住在里边，称作“随园”。世人都称他为随园先生，于是更加著名。袁君的祖父名叫袁铸，父亲名叫袁滨，叔父名为袁鸿，都因为贫穷而到全国各地去做幕僚。袁君年轻时，自学成才。二十一岁时，他从钱塘去广西，到广西巡抚的幕府中看望叔父，巡抚金供公一见之下，就觉得他才能不凡，试着让他作一篇《铜鼓赋》，他马上就完成了，写得非常瑰奇华丽。正好碰上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考试，选拔博学能文之士，金公就推荐了袁君。当时推荐的有二百多入，其中袁君最年轻。袁君参加了考试，没有考中。后来他参加乾隆三年的顺天府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期满后，被改派到江南做知县，最后调任为江宁知县。江宁本来是一个大县，难以治理。当时尹文端公是总督，他最了解袁君的才能。袁君每遇到一件事，也竭尽全身的本领，从不逃避责任，所做的事情无不成功。后来，袁君被解除官职，住在家中，再次起用，被派到陕西；他刚到陕西，赶上父亲去世，又回到家中，最后一直住在江宁。
袁君本来因为文章写得好而进入翰林院，相当有名望，但忽然被排除到外面；等到做了知县，政绩显著，但是官职始终不见迁升。从陕西回来后，他刚刚四十岁，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出仕做官，施展他的全部才华来创作诗文辞赋。他的足迹遍布东南风景优美的地方，山川的瑰丽奇伟，幽远深邃，全都在诗文中表现出来，他以此自得其乐。天下的文士来到江南，必定造访随园，送上自己的诗词文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袁君的园林、厅馆、花竹、水石，清幽深邃，静谧优美，甚至窗格、栏杆、器皿都很精美，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十分丰盛。他对客人留连不舍，不知疲倦，看到别人的好文章，总是赞不绝口。后辈年轻人的诗词文章，但凡有一句写得好，袁君必定能举出词句，读给众人听。
袁君无论是写古文还是骈文，都能自己抒发出心中的所思所想，并且与古人的文法相通。对于作诗，他尤其能驰骋自己的文才，世人心里想表达出来却无法表达的，袁君都能替他们表达出来，当代的文士大多都仿效他的文体。所以《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的公卿大夫，下到街市的小商小贩，都知道看重它。连海外的琉球，也有来求取袁君的书的。袁君做官虽然并不显达，但世人认为一百多年来，尽享山林的乐趣，又在文章上极负盛名，大概没有人比得上袁君。
袁君刚出仕时，做过溧水县令，他的父亲从远方来到溧水县，怀疑儿子年纪轻轻，缺乏做官的能力，就试着隐姓埋名在乡间查访。百姓们都说：“我们县有个年轻的袁知县，是个大大的好官啊。”他的父亲这才非常高兴，进入县衙。袁君在江宁时，曾经白天处理事务，夜里召集文士喝酒作诗，但闻名的政绩更多。江宁街市中的人把袁君判决案件的事例编成歌谣，刻版发行天下，袁君却觉得这些不值得称道，以后绝不允许别人讲述他如何处理政事。
袁君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袁夫人王氏没有生儿子，就抱养了堂兄弟袁树的儿子袁通。后来袁君的偏房钟氏又生下了儿子袁迟。袁君有两个孙子：一个叫袁初，一个叫袁禧。当初袁君在他所住的小仓山北边安葬了父母，他留下遗言，让把他自己和父母合葬。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这一天，袁君的遗体被安葬于小仓山他父母墓的左边。因为袁君与我的先辈有交往，而且我住在江宁，跟随袁君游历的时间最长，所以袁君去世后，我就为他写了墓志铭说：“有位年高德重的袁君，才学广博精深。作品难以数计，不经雕饰，自然工整。文坛唯他独尊，海外远播声名。秉性和蔼，祖居越中。江宁做官，终老于此。两代的墓地相同，将此铭文留在坟中。”
作者写的这篇墓志铭，由于他与死者生前相处一地，交谊殊深，对其文才、风采、德行深怀敬佩之心，所以文中尽是肺腑之言，字里行间蕴涵景仰的感情，思想内容异于一般应酬的文章，神气充盈，很有特色，读来真切而感染力强。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这篇墓志铭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作者为袁枚生前朋友，同居江宁，而两人文学观点，尤其是诗学观点，大相径庭。袁枚生前名满海内外，死后诋毁者甚多。有人曾劝作者不当为袁枚作墓志，作者以为“随园正朱（彝尊）毛（奇龄）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乎？”于是作了这篇铭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
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 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 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 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堪恨西风吹世换，更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扬州住。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红桥二十四，总是行云处。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
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
姚鼐（nài）（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姚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归里后，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嘉庆二十年（1815年），逝世于钟山书院，享年83岁。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