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
只应碧落重相见,那是今生。可奈今生,刚作愁时又忆卿。
谁在海天之间放了一轮皎洁的圆月,匆匆一瞥就不禁令人惆怅起来。不要再说什么离愁别绪,每个夜晚总是涕泪飘零。
只有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才能重逢,可今生又到哪里去相遇呢?这无奈的今生今世,刚刚因触景而伤了情,就又在愁怀中想起了你。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上片前二句因离情而责怪月亮:是谁让天字中的月儿变得那么皎洁明亮。难道他没有看到我的离情惆怅吗,词人恼月照人,又增“月圆人不圆”的怅恨,这种借月以表达怀念之情的作法与苏东坡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朱淑真的“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有异曲同工之妙。“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接下二句,写这种离情已不堪提起,每到凉夜,总耍使人伤心落泪。只是反反复复地说离情,而不说明是怎样的离情。
“只应碧落重相见,那是今生。”直至下片的“碧落重相见”,才知道先前所说之离情,并非一般之生离,而是凄然断肠的死别。自居易《长恨歌》诗里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丽处茫茫皆不见”之语,是说贵妃死后,明皇命方士通天彻地去寻。容若作此语。说明爱人亡故。然而就算碧落重逢。也正如李商隐《马嵬》诗中所说的“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即使能够重见,已不是今生的事了。至于今生呢,偏偏在忧愁之时总会想你。“刚作愁时又忆卿”。语简情深,哀婉之处动人心魄。愁上浇愁,苦上加苦。容若心思之凄惋低徊,由此亦可见一斑。既然无力逃脱记忆的深渊,他也只能寻求一些希冀,今生最想实现的事情,不过是再见一面,再走一遭,却已是天上人间。纳兰明白,只应碧落,才有重见的可能,可今生,又如何去到那里啊。她依然消失人世,他只能遥望不舍。
此词为悼亡之作。纳兰妻卢氏病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三十日,这首词应作于卢氏亡后数年,和《琵琶仙·中秋》可能是同时之作。纳兰爱妻卢氏的去世,在纳兰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纳兰性德因思念自己的妻子卢氏而写下了这首词。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谁谓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翳。
谁谓江水清?淆之不必一斗泥。
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溪。
君不见桓公相仲父,竖刁终乱齐;
秦穆信逢孙,遂违百里奚。
赤符天子明见万里外,乃以薏苡为文犀。
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蜺。
明良际会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与稊。
外间皇父中艳妻,马角突兀连牝鸡。
以聪为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蒺藜。
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魅叫啸风凄凄。
梁甫吟,悲以凄。
岐山竹实日稀少,凤凰憔悴将安栖!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
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