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问居长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时过之，泛舟吴淞江，游白莲寺，憩安隐堂，想天随先生之高风，相与慨然太息。而子问必挟《史记》以行。余少好是书，以为自班孟坚已不能尽知之矣。独子问以余言为然。间岁不见，见必问《史记》，语不及他也。会其堂毁，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馆。盖植四时花木于庭，而庋《史记》于室，日讽诵其中，谓人生如是足矣，当无营于世也。
夫四时之花木，在于天地运转、古今代谢之中，其渐积岂有异哉！人于天地间，独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静而处其外，视天地间万事，如庭中之花，开谢于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于太初，上下二千余年，吾静而观之，岂不犹四时之花也哉！吾与子问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内，视二千余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为己有，营营而不知止，又安能观世如《史》、观《史》如花也哉！余与子问言及此，抑亦进于史矣。遂书之以为记。
住在长洲县甫里一地的子问先生，是我的妹夫。我偶尔到他那里去，在吴淞江上泛舟，游览白莲寺，在安隐堂休憩，想象天随先生的高风亮节，与之相比不自觉地自我叹息。而且子问每次出行都要挟带《史记》，我小的时候也是爱读此书，并认为从班固之后就没有完全理解此书的人了。惟独子问认为我说的话有理，隔年不见，一旦相见都要问《史记》，不谈论其他的事。不巧他的书室被毁，便新修了一座房子，题名为花史馆。这是因为在庭院中种上了四季花木，而又收藏《史记》于书房中，每天在书房里讽诵诗篇。人生在世，应该没有别的什么乞求，要是这样就知足了。
四季花草树木的成长，在于天地运转，新陈代谢，其中的积累难道有什么怪异的吗？人生在这世上，惟独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常常立于事情之外，而且不知尽头。冷静地处于事情之外，看天地间万事万物，就像这庭中之花，开开败败于我们面前罢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两千多年，难道不像四季之花吗？而我和子问所共有的，最多也就一百年。以百年之期和两千多年相比，就像一瞬间内，把身外之物占为己有，来来往往地不知止境，观察世事如看《史记》一般，看《史记》犹如看花！我和子问提及这件事，抑或亦可以进入史书里吧，于是记载下来成为此记。
花开花落，司空见惯。庭前植四时花木，书房藏一部《史记》，对条件较好的读书人来说，亦寻常事。但作者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发出“观世如《史》，观《史》如花”的感慨，就使这篇散文富有哲理意味。
归有光读书怀有经世致用的理想。他喜欢读《史记》，还有企图从《史记》学到写作技巧的一面。所以，此文的开头两句，就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心迹。与妹夫泛舟江上，游览名胜， 想天随先生之高风，相与慨然叹息。这意味着作者从陆龟蒙的为官和隐居，想到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看到了这一点，读者对归有光在花史馆里钻研《史记》说：“人生如是足矣，当无营于世也”，就不会认为他已满足当时的处境，不想再追求什么了。
历史的推移，人事的代谢，如同花开花落一样，都有规律可循。从花的开谢，领悟历史的演绎，这就叫“观《史》如花”。历史是漫长的，个人生命是短促的。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建树，那是《史记》中许多英雄人物的感人之处；不懂得客观地看自己，以为自己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营营而不知止，是做不到“观《史》如花”的。归有光在这里不是主张不要追求，而是主张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提倡有所节制，要“知止”。这反映了归有光能比较客观地看问题，在未能谋得官职以前能保持旷达的心情。能够“观《史》如花”，就能达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者说：“余与子问言及此，抑亦进入史矣。”那是表明：他和他妹夫的思想和《史记》中记述的“古之仁人之心”是相通的。
归有光对《史记》有由衷之好，在《五岳山人前集序》中曾说：“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万分之一，然不喜为今世之文，性独好《史记》，勉而为文，不《史记》若也。”他的妹夫新建花史馆，收藏司马迁的《史记》于其中，归有光即以此为由头，写下此记。
藕荡桥边埋钓筒，苎萝西去五湖东。笔床茶灶太从容。
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画眉闲了画芙蓉。
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
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
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
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
宝帐三千所，为尔一朝容。
扬芬紫烟上，垂彩绿云中。
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鸿。
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
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
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
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
唯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
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开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人。中国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南归，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二十余年，生徒常达数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后又七赴春闱，皆不第。他关心家乡水利，曾考察三江古迹，著书《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采用了归有光的许多建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年近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授长兴知县。任内重视教化，治政廉明，因得罪上司被迁为顺德府通判。隆庆四年（1570年），经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任南京太仆寺丞，后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人称“归太仆”。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以老儒身份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相抗，斥其为“庸妄巨子”。其文上承唐宋八大家，清人将其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相提并论，近人则径称他们为“唐宋派”。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能以情动人，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又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亦能作诗。著有《震川先生集》《易图论》《尚书叙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