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之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群居而不倚，虞中而从节，可折而不可曲，凌寒暑而不渝其色。至于烟晨雨夕，枝梢空而叶成滴，含风弄月，形态百变，自谓川淇澳千亩之园，以至小庭幽榭三竿两竿，皆使人观之，其胸廓然而高，渊然而深，泠然而清，挹之而无穷，玩之而不可亵也。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为近，是以君子取焉。
古之君子，其为道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而已。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如屈子之于香草，渊明之于菊，王子猷之于竹，玩赏之不足而咏叹之，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是岂徒有托而然哉！其于此数者，必有以相契于意言之表也。善画竹者亦然。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古之工画竹者，亦高致直节之士为多。如宋之文与可、苏子瞻，元之吴仲圭是已。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
日本川口国次郎君，冲澹有识度，善绘事，尤爱墨竹。尝集元吴仲圭、明夏仲昭、文徵仲诸家画竹，为室以奉之，名之曰“此君轩”。其嗜之也至笃，而搜之也至专，非其志节意度符于古君子，亦安能有契于是哉！吾闻川口君之居，有备后之国，三原之城，山海环抱，松竹之所丛生。君优游其间，远眺林木，近观图画，必有有味于余之言者，既属余为轩记，因书以质之，惜不获从君于其间，而日与仲圭、徵仲诸贤游，且与此君游也。壬子九月。
被折断却无法使其弯曲，历经寒暑而不改变其青翠的本色。在清晨的烟雾或傍晚的细雨中，竹枝轻摇，竹叶挂满水珠，随风轻摆，映月成趣，形态千变万化。无论是广袤如淇澳千亩竹园，还是小庭院中三两竿竹影，都能让人观之胸怀豁然开朗，心境深邃清澈，仿佛取之不尽，赏之而不觉轻浮亵渎。竹子这种超脱世俗的气质与不可屈服的节操，正是君子所追求的，因此君子常以此自喻。
古代的君子们，他们追求的道义或许各不相同，但共通之处便在于这种超脱世俗的情怀与不可动摇的节操。他们观察万物时，见到像竹子这样有节操的便心生喜悦；在创作时，也力求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心满意足。比如屈原之于香草，陶渊明之于菊花，王献之之于竹子，他们玩赏不够便吟咏赞叹，赞叹不足以表达情感，便觉得这些物仿佛成了他们独有的象征。这岂止是简单的寄托而已，他们与这些物之间，定有心灵上的契合与超越言语的共鸣。擅长画竹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深入竹之本质，将自己胸中的洒脱与刚直之气，全然寄托于画笔之下。他们所描绘的，正是他们所见所感；他们所见的，正是他们内心所蓄养的。物我合一，道艺相融，仿佛与天地相通，却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古代擅长画竹的人，也多是具有高风亮节之士，如宋代的文同、苏轼，元代的吴镇等人。观察爱竹之人的胸怀，可以了解画竹之人的心境；而知晓了画竹之人的心境，也就能明白那些欣赏画竹作品之人的内心世界了。
日本的川口国次郎先生，性格淡泊而有见识，擅长绘画，尤其钟爱墨竹。他曾收集元代吴镇、明代夏昶、文徵明等大家的墨竹画，特意建造了一间房舍来供奉这些画作，命名为“此君轩”。他对竹子的喜爱之深，搜集之专注，若非其志向节操与古代君子相契合，又怎能达到如此境界呢！我听说川口先生居住在备后国的三原城，那里山海环绕，松竹茂盛。他悠然自得地生活其中，远望林木，近观画作，定能深深体会到我上面所说的话。既然他嘱托我为“此君轩”作记，我便写下这些文字以供参考。只可惜我未能亲自前往与他同游，每日与吴镇、文徵明等先贤及竹为伴，共赏清风明月。记于1912年9月。
这是作者为日本人川口国次郎的此君轩而作的记文。文章先描述了竹子“与君子为近”的品性，说明古代君子爱竹的原因；再层层推论“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从而落笔到此君轩的由来。全文推物及人，歌颂了古代君子的志节情趣。虽题为轩记，却写得委婉含蓄、寓义深刻。
鞭影匆匆，又铜城驿东。过雨碧罗天净，才八月，响初鸿。
微风何寺钟？夕曛岚翠重。十里鱼山断处，留一抹、枣林红。
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池上楼台堤上路，尽日悠扬飞舞。欲下还重举，又随蝴蝶墙东去。
糁径飘空无定处，来往绿窗朱户。却被春风妒，送将蛛网留连住。
霞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画愁眉。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帷。
玉楼相望久，花洞恨来迟。早晚乘鸾去，莫相遗。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