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之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群居而不倚，虞中而从节，可折而不可曲，凌寒暑而不渝其色。至于烟晨雨夕，枝梢空而叶成滴，含风弄月，形态百变，自谓川淇澳千亩之园，以至小庭幽榭三竿两竿，皆使人观之，其胸廓然而高，渊然而深，泠然而清，挹之而无穷，玩之而不可亵也。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为近，是以君子取焉。
古之君子，其为道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而已。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如屈子之于香草，渊明之于菊，王子猷之于竹，玩赏之不足而咏叹之，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是岂徒有托而然哉！其于此数者，必有以相契于意言之表也。善画竹者亦然。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古之工画竹者，亦高致直节之士为多。如宋之文与可、苏子瞻，元之吴仲圭是已。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
日本川口国次郎君，冲澹有识度，善绘事，尤爱墨竹。尝集元吴仲圭、明夏仲昭、文徵仲诸家画竹，为室以奉之，名之曰“此君轩”。其嗜之也至笃，而搜之也至专，非其志节意度符于古君子，亦安能有契于是哉！吾闻川口君之居，有备后之国，三原之城，山海环抱，松竹之所丛生。君优游其间，远眺林木，近观图画，必有有味于余之言者，既属余为轩记，因书以质之，惜不获从君于其间，而日与仲圭、徵仲诸贤游，且与此君游也。壬子九月。
被折断却无法使其弯曲，历经寒暑而不改变其青翠的本色。在清晨的烟雾或傍晚的细雨中，竹枝轻摇，竹叶挂满水珠，随风轻摆，映月成趣，形态千变万化。无论是广袤如淇澳千亩竹园，还是小庭院中三两竿竹影，都能让人观之胸怀豁然开朗，心境深邃清澈，仿佛取之不尽，赏之而不觉轻浮亵渎。竹子这种超脱世俗的气质与不可屈服的节操，正是君子所追求的，因此君子常以此自喻。
古代的君子们，他们追求的道义或许各不相同，但共通之处便在于这种超脱世俗的情怀与不可动摇的节操。他们观察万物时，见到像竹子这样有节操的便心生喜悦；在创作时，也力求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心满意足。比如屈原之于香草，陶渊明之于菊花，王献之之于竹子，他们玩赏不够便吟咏赞叹，赞叹不足以表达情感，便觉得这些物仿佛成了他们独有的象征。这岂止是简单的寄托而已，他们与这些物之间，定有心灵上的契合与超越言语的共鸣。擅长画竹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深入竹之本质，将自己胸中的洒脱与刚直之气，全然寄托于画笔之下。他们所描绘的，正是他们所见所感；他们所见的，正是他们内心所蓄养的。物我合一，道艺相融，仿佛与天地相通，却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古代擅长画竹的人，也多是具有高风亮节之士，如宋代的文同、苏轼，元代的吴镇等人。观察爱竹之人的胸怀，可以了解画竹之人的心境；而知晓了画竹之人的心境，也就能明白那些欣赏画竹作品之人的内心世界了。
日本的川口国次郎先生，性格淡泊而有见识，擅长绘画，尤其钟爱墨竹。他曾收集元代吴镇、明代夏昶、文徵明等大家的墨竹画，特意建造了一间房舍来供奉这些画作，命名为“此君轩”。他对竹子的喜爱之深，搜集之专注，若非其志向节操与古代君子相契合，又怎能达到如此境界呢！我听说川口先生居住在备后国的三原城，那里山海环绕，松竹茂盛。他悠然自得地生活其中，远望林木，近观画作，定能深深体会到我上面所说的话。既然他嘱托我为“此君轩”作记，我便写下这些文字以供参考。只可惜我未能亲自前往与他同游，每日与吴镇、文徵明等先贤及竹为伴，共赏清风明月。记于1912年9月。
这是作者为日本人川口国次郎的此君轩而作的记文。文章先描述了竹子“与君子为近”的品性，说明古代君子爱竹的原因；再层层推论“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从而落笔到此君轩的由来。全文推物及人，歌颂了古代君子的志节情趣。虽题为轩记，却写得委婉含蓄、寓义深刻。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
离肠宛转，瘦觉妆痕浅。飞去飞来双语燕，消息知郎近远。
楼前小雨珊珊，海棠帘幕轻寒。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山。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
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
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
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
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
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
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
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
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
今我独何为，坎壈怀百忧？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偏赏。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
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 ，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