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小奴绑缚了鸡子预备上市出售,鸡儿被缚急了正喧叫挣扎不停。
家里人最讨厌鸡儿食虫又啄粟,未想到鸡儿卖出难逃宰烹厄运。
昆虫鸡子与人有什么厚薄可言,我责备那小奴快解绳放鸡一命,
啊,鸡与虫的得失无终无了啊,我倚楼阁注目寒江而思潮难平。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有道家思想,但似乎又有佛家的思想。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很多论诗家都看重此诗的结句,因为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有很多品味和领悟的空间,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此诗当是大历元年(766年)冬西阁所作。诗人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而衰之际,至玄肃两代的宫廷政变,下至大小军阀割据、争夺。他逃难栖身四川,数经战乱,历尽沧桑,诗人自不免鄙视这人世间的作为,而以鸡虫为喻,创作了这首诗。

年高雪满簪,唤渡浙江浔。
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
凤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
别后空回首,冥冥烟树深。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成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夫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主庙祀孔氏,庙又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室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为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
夫子不自衍,世人知者稀,
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
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
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