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城清晨的细雨打湿了路边尘土,客舍边的杨柳愈发显得翠绿清新。
劝君再饮下这杯离别的美酒,向西出了阳关就再难遇到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一诗,语言朴实,形象生动,由于运用了巧妙的艺术手法表达了浓郁深挚的感情,道出了人人共有的依依惜别之情,所以在唐代便被谱成歌曲演唱,成了离筵别席上的送行之歌,称为“阳关曲”。白居易《对酒五首》之一有“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的句子,且注明“第四声即‘劝君更尽一杯酒’”。王维的这首诗之所以另有一题为“阳关三叠”,是因为咏唱时,首句不叠,其他三句都再唱。然而,有人认为仅有末句重叠三唱。按白居易所说的“第四声”,则应是首句不叠,其他三句重叠,不然“劝君”一句不可能为“第四声”。从白居易的诗句来看,唐代应是反复唱此诗的“西出阳关无故人”。
此诗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为送别创造了一个愁郁的氛围。清晨,渭城客舍,自东向西一直延伸、不见尽头的驿道,客舍周围、驿道两旁的柳树。这一切,都是极平常的眼前景,读来却风光如画,抒情气氛浓郁。“朝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早晨的雨下得不长,刚刚润湿尘土就停了。从长安西去的大道上,平日车马交驰,尘土飞扬,而送别的时候,朝雨乍停,天气清朗,道路显得洁净、清爽。“浥轻尘”的“浥”字是湿润的意思,在这里用得很有分寸,显出这雨澄尘而不湿路,恰到好处,仿佛天从人愿,特意为远行的人安排一条轻尘不扬的道路。客舍,原本是羁旅者的伴侣;杨柳,更是离别的象征。选取这两件事物,是作者有意关合送别。它们通常总是和羁愁别恨联结在一起,而呈现出黯然销魂的情调。而此刻,却因一场朝雨的洒洗而别具明朗清新的风貌——“客舍青青柳色新”。平日路尘飞扬,路旁柳色常会笼罩着灰蒙蒙的尘雾,一场朝雨,才重新洗出它那青翠的本色,所以说“新”,又因柳色之新,映照出客舍青青来。总之,从清朗的天宇,到洁净的道路,从青青的客舍,到翠绿的杨柳,构成了一幅色调清新明朗的图景,为这场送别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环境。这是一场深情的离别,但却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相反地,倒是透露出一种轻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调。“轻尘”“青青”“新”等词语,声韵轻柔明快,加强了读者的这种感受。
三四两句写惜别,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会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关心,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他的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仅仅只是属于行者的。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有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于绝大多数离筵别席演唱,后来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
《送元二使安西》是王维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作的诗,后有乐人谱曲,名为“阳关三叠”,又名“渭城曲”,大约作于安史之乱之前。其送行之地是渭城。诗人送友人元二远赴安西都护府,从长安一带送到渭城客舍,到了最后分手之地,作这首七绝送别。
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
深夜降龙潭水黑,新秋放鹤野田青。
身无彼我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
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尘拂玉台鸾镜,凤髻不堪重整。绡帐泣流苏,愁掩玉屏人静。多病,多病,自是行云无定。
禁烟近,触处浮香秀色相料理。正泥花时候,奈何客里,光阴虚费。望箭波无际,迎风漾日黄云委。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清泪。
到长淮底,过当时楼下,殷勤为说,春来羁旅况味。堪嗟误约乖期,向天涯、自看桃李。想而今,应恨墨盈笺,愁妆照水。怎得青鸾翼,飞归教见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