戕竹记

宋代欧阳修

洛最多竹,樊圃棋错。包箨榯笋之赢,岁尚十数万缗,坐安侯利,宁肯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宾欲赏,辄腰舆以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以是名其俗,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镰斧,亡公私谁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隐一毫为私,不与公上急病,服王官为慢,齿王民为悖。如是累日,地榛园秃,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古者伐山林,纳材苇,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经于用。不供谓之畔废,不时谓之暴殄。今土宇广斥,赋入委叠;上益笃俭,非有广居盛囿之侈。县官材用,顾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敛取无艺。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书》不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君子节用而爱人。”天子有司所当朝夕谋虑,守官与道,不可以忽也。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白话译文

洛阳最多的是竹子,竹园星罗棋布。光是竹笋、竹竿的盈利,每年就不下十余万缗钱,等于坐得千户侯的利禄,其收入不在富庶的渭川流域之下。但是,竹园里打堰灌水,养土施肥,育苗选材,修剪培养等工作,都必须严谨细致,认真从事。在竹林深处的空地上,家家有精巧雅致的亭舍,客人要想游赏,都可以坐小轿,径直而人,不必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主人亦不在意,对此不会感到奇怪和发出责难。因此,洛阳种竹赏竹的风俗也出名了,都把它当作一件好事。

壬申年秋天,官府纷纷率人拿着镰刀斧头,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竹林的主人是谁,一律砍伐,不伐尽不止。西京留守发出严令:敢隐瞒丝毫的即为私藏,将按照不服从官家急需治罪,当官的被看作是对朝廷的怠惰不敬,当百姓的则被看作是叛逆不道。这样一来,数日以后,土地荒芜了,竹园光秃了。老百姓的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吝惜的神情,由此可知,洛阳的百姓是急供朝廷所需的。

唉,古时砍伐山木,交纳木材芦苇,只是把地产的好东西,送到官府,以准备充当一定的用途。不供给就叫做叛逆犯上,不按时令砍伐征收,就叫做随意糟蹋。现在大宋王朝疆域广大,赋税收入积聚众多;皇上更是一心一意地节俭,并没有大兴宫室、盛设园圃的奢侈之心。官府中积累的材料物资,无不是余裕漫溢,甚至于都被蠹蚀腐朽了。可是,一遇到意外之事,却又没有限度的搜敛刮取,也许是塑像修庙超过了限度吧!古书上不是说过:“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吗?”还说过:“君子应当节约用度,爱惜人民。”皇上和各部门的官吏们应当每天早晚都要考虑到这些,坚守职责的道义,千万不可忽视。以此类推而扩展开来,伐竹则如同是一桩小事了。

词句注释

  1. 戕:砍伐。
  2. 樊圃:竹园。棋错:星罗棋布,多的意思。
  3. 箨:包着的竹笋的皮。榯笋:竖立的竹笋。榯,直立。
  4. 缗:原指穿铜钱用的绳子,这里指用绳子穿连成串的铜钱,每缗一千文,即一贯钱。
  5. 渭川:指渭水流域。《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6. 庸:通“墉”,水堰。
  7. 简历:选择。芟:删除,修剪。
  8. 亏蔽:指竹林深处遮蔽的空地。
  9. 腰舆:古代的一种便轿。
  10. 辟疆:顾辟疆。《晋书·王献之传》:“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人。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而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这里代指竹园所有者。
  11. 壬申:即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
  12. 亡:通“无”,不论。
  13. 桴:鼓槌,这里作动词用,指砍伐。
  14. 守都:这里指河南府治洛阳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
  15. 服王官:指做官的。慢:怠慢。
  16. 齿王民:指做百姓的。悖:叛逆。
  17. 榛:荒芜。
  18. 畔废:叛逆。畔,通“叛”。
  19. 暴殄:残害灭绝,任意糟蹋。
  20. 土宇:土地和屋宅。广斥:广阔的盐碱地。此句意为宋朝疆域广大。
  21. 委叠:积聚众多。
  22. “非有”句:意为皇上并没有大建宫室、盛设园圃的奢侈之心。
  23. 县官:指政府、朝廷。古称天子所居之地为县,即王畿。
  24. 无艺:没有限度。
  25. 意者:推测之词。营饰:营造修建。征用材料的目的是修复宫殿。作者这里说营饰像庙,是委婉之词。过差:超过限度。
  26. “不作”句:不做以无益的事情来妨害有益的事情。语出《尚书·旅獒》。
  27. “君子”句:君子应节约费用,爱护人民。语出《论语·学而》。
  28. 守官与道:这里意谓坚守职责和道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作品赏析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创作背景

《戕竹记》作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当时欧阳修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当年八月,开封内廷火灾,烧毁了崇德、长春、滋福等八殿。宰相吕夷简负责修葺工作,下令全国各地进贡建筑材料,洛阳的竹林遂为之洗劫一空。欧阳修对这种不问实际需要而横征暴敛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名家点评

  •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王水照等《欧阳修散文选集》:结尾宕开一笔,把注意力引向比“戕竹”一类更严重的政治弊端,加深了批判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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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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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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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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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简介描述: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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