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之东园,久茀不治。修至,始辟之,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阳既浮,萌者将动。园之守启日:“园有樗焉,其根壮而叶大。根壮则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叶大则阴翳蒙碍,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肿,疏轻而不坚,不足养,是宜伐。”因尽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广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邪?”因勿伐。
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之说曰: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翦弃;杏之体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
他日客有过修者,仆夫曳薪过堂下,因指而语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记之。
官署东边的园子,杂草丛生,很久没有整治了。我到任以后,才开辟它,给贫瘠干涸的土地施肥灌水,把土地分成十多畦,将荒园变成菜园,又种植了花木,果树、梧桐、竹子约百株。春天阳气上升,温暖浮现,草木的萌芽就要显露出去。管理菜园的人报告说:“园里有株臭椿树,它根粗叶大。根粗就阻塞了地下的水分通道,消耗阳气,叶大就遮蔽阳光,阻碍雨露,使新植的花木不能充分享受雨露阳光,伸展繁茂。而且它材质弯曲臃肿,疏松轻飘,不坚实,它不值得养,应该砍掉。”于是把臭椿树全部劈成柴薪。第二天,管理菜园的人又说:“菜园南边有棵杏树,它的根和枝叶所占据与遮盖的面积方圆约六七尺,树下的土地十分肥沃,因为有杏树的缘故,独不能种菜,也应该砍掉作柴薪。“我回答说:“唉,现在杏树正逢春发枝,将要开花,可以等待它结果,你难道不能少种几畦蔬菜,把那块地方作为杏树的用地吗?“因而杏树没有被砍掉。
随后我有所醒悟,并感叹道:“唉!庄子曾经说:‘臭椿树与柞树因为不成材而保全下来,尽了它们的自然年限;桂树、漆树因为有用而到遭到伤害夭折。’现今,这棵臭椿树确实不成材,却一下子被全部砍掉,杏树的木质坚硬细密,光泽美观,可以用,反而被保存下来。难道说有才与无才的事物,是由于各自碰上的时势不同而确定有幸与不幸吗?”
有一天,有位客人来我家,仆人拖着柴薪从客堂下经过,我顺便指着烧柴把心中的疑感对客人讲了。客人说:“这有什么奇怪呢?自身无用又处在无用的地方,这才是庄子所崇尚和看重的,如果自身无用又侵害有用之才,又怎么能够幸免呢?那杏树能开花结果,凭着这有益于生的条件来保护住自己的命根,真是幸运呢!至于桂树、漆树不能逃脱斤斧砍伐的原因,是因为得利处正在于它的死,所以它们势必不能生存。它同杏树实在不同。现在臭椿树臃肿不成材,又因根壮叶大妨害了其他作物,它被砍伐的确很合适。这与有才能的反而死掉、没才能的反而生存的说法又有不同啊。总之,事物的幸与不幸,看它所处的环境,时势罢了。”客人离开后,我认为他的话很对,就把它记了下来。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囿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引出庄子之“材与不材”的观点和回答,对庄子“材者死,不材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
作者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文章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
这篇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感染力。
这篇文章作于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当时作者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居洛阳。他就衙门周围的环境美化与两位园丁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慨。

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干。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
芳脸匀红,黛眉巧画宫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眄。几回想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当时谁会唱阳关,离恨天涯远。争奈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深院。
喜初晴、晚霞西现,寒山烟外青浅。苔纹乾处容香履,尖印紫泥犹软。人语乱。忙去倚、柴扉空负深深愿。相思一线。向新月搓圆,穿愁贯恨,珠泪总成串。
黄昏后,残热谁怜细喘。小窗风射如箭。春红秋白无情艳,一朵似侬难选。重见远。听说道、伤心已受殷勤饯。斜阳刺眼。休更望天涯,天涯只是,几片冷云展。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
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陋也。
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矱,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
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
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办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 “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
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