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园后，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焉。予欲置一亭纳凉，或劝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种松柏。”予曰：“松柏成阴最迟，予安能待。”或曰：“种桃李。”予曰：“桃李成荫，亦须四五年，道人之迹如游云。安可枳之一处？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楮虽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盖亦界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以为材，则不中梁栋枅栌之用；以为不材，则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诗》，盖亦有取于此。”
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则水风泠泠袭人，而楮叶皆如掌大，其阴甚浓，遮樾一台。植竹为亭，盖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骄阳隐蔽层林，啼鸟沸叶中，沉沉有若深山。数日以来，此树遂如饮食衣服，不可暂废，深有当于予心。自念设有他树，犹当改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岂惟宥之哉？且将九锡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金粟园后面，有一个二十多亩的莲池，水边有一个园子，楮树生长得很茂盛。我想在那里建一个小亭子以供纳凉，有人劝我说：“楮树不是一种有材用的树，最好把它砍去，种上松柏。”我说：“松柏长得很慢，需要很久才会有阴凉，我怎能等得了？”又有人建议说：“种上桃李。”我回答说：“桃李成荫，也需要等四五年，道人云游四海，像云一样游走，怎能滞留于一处呢？我需要的是现在可以用来乘凉的。楮树虽然不能有大材用，但也不像商丘的树木，闻了之后让人狂醉三天而不能自己，也介于有材用和无材用之间。如果认为它有材用，它却不能用来作为顶梁柱。如果认为它无材用，它的皮却可以做纸，结的果实可以用药，也可染丝织品，可以洗脸，用处还是很多的。以前苏轼作《宥老楮诗》，大概也是来源于此种说法。
今年夏天，天气非常热，待在前面的堂屋就像火烧一样，到了这个地方却清风送爽，凉快无比，而且楮树叶都有手掌那样大小，树荫很密很大，整个亭台都在树荫之下。在亭子周围种上竹子，亭子上盖上箬叶，阳光就遮住了，还可以避雨。太阳西移，隐藏于茂密的树林，枝叶间小鸟因为热而鸣叫着，沉闷的气氛就像是在深山老林里一样。这些日子以来，在楮树下纳凉就像穿衣吃饭，未曾有一天停息，甚是合乎我的心意。自己思量种植别的树木，还是应当种植楮树，而且到了现在，楮树已经长得繁盛茂密，难道不应该感谢它吗？那么就用最高的殊荣对待它，所以以之为我这座亭子的名字。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作者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夏天，和二哥袁宏道从北京回到荆州府城江陵（今属湖北），同在沙头（今属湖北，当时属江陵管辖）居住。他在沙头买得一座旧园，定名金粟园。其间修建了楮亭，并作此记。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玉人邀我少留行。无奈一帆烟雨画船轻。
柳叶随歌皱，梨花与泪倾。别时不似见时情。今夜月明江上酒初醒。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岁馀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余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
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阑，满目围芳草。
袁中道（1570年-1626年），字小修，一作少修，别字冲修，号凫隐居士，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人。与兄宏道、宗道并称“三袁”，明代文学家、吏部郎中。“公安派”领袖之一。
袁中道少有文才，十余岁时，作《黄山》《雪》二赋，长达5000多字。长大后，宦游京师，结交四方名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袁中道中进士，官自徽州（今属安徽）教授，历任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南京吏部郎中等职。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三十日，袁中道病逝于南京，终年五十六岁。
袁中道主张打通复古派和公安派的诗学理念，既克服两派之缺陷，同时又兼采其长，这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明末复古文学和性灵文学的合流。其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多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和《游居柿录》20卷。其诗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应答、感时伤怀为内容，偶有关心民瘼之作。思想平泛，艺术上也创新不多，与其文学主张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