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
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
劫火有时归变灭，神嵩何计得飞来。
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
在深红的城阙登临眺望，雨后的远空景朗天开，金明池畔高耸着排排绿树，傍晚的寒风吹得它左右摇摆。
长虹向两边垂头暴饮，大海快要被一口吸干，离群的老雁呼唤着侣伴，在秋空更显得无限悲哀。
世界的劫火有时而至，到时一切将归于变化毁灭，就如那号称神岳的嵩山，有什么办法能让它飞来？
处身这亡国的穷途末路，自觉已流不出更多泪水，且莫再倚傍落日的余晖，怅然地眺望旧时的吹台。
围城蒙军刚刚退走，雨霁天晴，诗人为了消散满胸郁结，遂至丹风门登眺，然其胸中郁结并未随乌云廓散而有所减少，反而因胸有亡国悲哀，使所眺之物无不染上亡国悲哀的色彩。故该诗触景生情，意在笔先，赋中有比，象中含兴。
首联紧扣诗题。“绛阙”点明登临之地；“霁”点明登临之时；“遥天”是登高所见；“登眺”二字虽未点出，但已自寓其中。句末“开”字用得极好，此前“黑云压城城欲摧”那令人窒息的情景及此时乌云乍开，胸中沉闷顿然若释的心境尽在言外。阴霾廓尽，晴空如洗，万里蓝天，纤细毕现，金碧辉煌的宫阚在虹消雨霁、彩彻云衢的美丽景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迷人。然而，久久盘旋在诗人胸中的郁结并未随之尽释，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意向把诗人的视线很快拉回，纤细毕现的晴空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清了周围饱受兵燹之后的疮痍。在满目疮痍中，尤引诗人注目的是金明池那正被秋风吹荡，处于一片萧瑟凋零中的高树，一种故国乔木、铜驼荆棘之悲油然而生。该联赋中有比，象中含兴，以下诸联紧扣“雨后”“登眺”四字，围绕亡国之悲，赋陈其象，因象见意，皆由此生发。
颔联首句之“长虹”，本来是非常美丽的景物，然诗人“以我观物”，故续之以“下饮海欲竭”。该句以“海”喻金国，以“长虹”喻蒙古军。着一“欲”字，以预示金国必亡，人民将被屠戮殆尽的悲惨命运。对此，诗人悲戚愁惨，哀恸万分。而此时恰又有一群大雁呱呱南飞，凄唳的叫声，使萧杀的金秋更添了几分凄凉的气氛。传说雁群中领头的，都是失去配偶的老雁，因孤苦伶仃，再加知前途艰险，故其叫声分外凄凉。诗人此时际遇与“老雁”相近。上年，老妻病故；本年，幼女夭亡，国家的前途又复如此，故于老雁的叫声尤感揪心。同时，此处也有以秋雁哀鸣，来喻中原人民的流离失所，奔走呼号的意思。诗人远目飞鸿，心影相随，际遇之悲，国衰之痛，充溢宇内。
登临的所见所闻，莫不生悲；国事家事，皆不堪言。诗至此，似乎再说已属多余。然而诗人毕竟是大手笔，颈联又掉笔言其所思，使诗极尽波澜起伏之致。诗人由明池联想到昆明池，又由昆明池之黑灰联想到刚停的暴雨及暂时平息了的战乱，遂幻想劫火亦有终归息灭的。但幻想不等于现实，尽管诗人不甘亡国，想入非非，可这一厢情愿一经理智撞击，便化为乌有，于是对句又言“神嵩何计得飞来”。“神嵩”（中岳嵩山）绝无从数百里之外飞来汴京之理，无救兵可求进而期望中岳来作屏障，可见诗人绝望之极。句中不说“无计”而说“何计”，着“何”字表现出诗人在绝望之中反复挣扎的几多情思。
尾联以阮籍自况。是时诗人久于悲痛，泪已无多，不堪眺望吹台，只有追怀往事，感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徒增悲伤了，故有“莫傍”二字。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从这自我克制、收敛之辞中，更能体味到诗人泪往心里流那凄婉哀绝的悲伤，收到曲折有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全诗善用象征手法，如以“长虹”喻元蒙军，以“海欲竭”喻国将亡，以“老雁”自喻，以“神嵩”幻想救兵等。诗歌头一句写“霁景开”，末尾写“傍残阳”，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前后呼应。该诗颇似杜甫夔州以后的诗风，对仗工整，即使在不需要对仗的首联亦浑然成对。尤其是意象化手法的运用，我之意与物之象天然凑泊，契合无间。赵翼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确非过誉。
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八月，诗人应召入朝，任尚书都省掾，全家也随同迁居汴京。是时，战争形势日益恶化，蒙古军三路齐发，右翼直指金朝首都汴京。第二年正月，金兵在钧州（在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全军溃败，蒙古大军趁势长驱直入，于三月包围了汴京。四月，金哀宗遣使求和，这才得以解围。蒙古退兵之后，诗人趁雨后天晴，登上汴京官城的北门丹凤门眺望四处，只见兵燹过后，满目疮痍。诗人想到国家将亡的命运，想到围城期间三女阿秀的病夭，国恨家愁一齐涌来，心中不由得哀痛欲绝，挥笔写下了这首诗篇。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
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
嗟夫，轼之去乡久矣。所谓远景楼者，虽想见其处，而不能道其详矣。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于道未有大损益也，然且录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可不录乎！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従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
观第五泄记，从山门右折，得石径。数步闻疾雷声，心悸。山僧曰：“此瀑声也。”
疾趋，度石罅，瀑见。石青削，不容寸肤，三面皆郛立。瀑行青壁间，撼山掉谷，喷雪直下，怒石横激如虹，忽卷掣折而后注，水态愈伟，山行之极观也。
游人坐欹岩下望，以面受沫，乍若披丝，虚空皆纬，至飞雨泻崖，而犹不忍去。
暮归，各赋诗。所目既奇，思亦变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作何等语。时夜已午，魈呼虎之声，如在床几间。彼此谛观，须眉毛发，种种皆竖，俱若鬼矣。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舡半欲沉。宿鹭眠鸥飞旧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千古悠悠。岁华晚、飘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⑿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消忧。
元好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金朝末年至大蒙古国时期文学家、历史学家。
元好问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曾作《箕山》《琴台》二诗，为北方文宗赵秉文所嘉赏，因而名震京师，号称“元才子”。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又以宏词科登第。后历任权国史院编修、镇平县令、内乡县令、南阳县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朝灭亡后，元好问被囚数年。晚年重回故乡，隐居不仕，于家中筑野史亭，潜心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辑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