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
青山似茧将人裹,不信前头有路行。
山路崎岖不平,山峰延绵不绝。
周围的青山就像蝉茧一样把人包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前面还有路可行。
诗题云“山行”,诗前两句即如同一路移动的电影镜头,在山路行进史反映所见所感。首句“十里崎岖半里平”,表面上看是客观、静止地写山路,实际上于“十里”、“半里”的数字变化中正暗寓一路。山行”之意,此乃以静显动。而“十里崎岖”与“半里平”的相互对比,又隐含诗人对此地山路多坎坷而少平坦的新奇感。这里的“十里”与“半里”并非精确的测量数据,只是诗人对山路。崎岖”的一种大致感觉而已。脚下山路不平,眼前则峰峦重重,次句“一峰才送一峰迎”又将山峰拟人化。此地山峰恰似热情的朋友,而“迎”与“送”衔接之紧,又生动逼真地写出诗人穿行于层峦迭嶂之中那应接不暇的感受。
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诗人对脚下征途与眼前障碍的局部地理环境之感受;那么。后两旬则是进而表现山行的整体地理环境的体验。此时诗人仿佛一分为二:一个袁枚仍在山中苦苦寻找路的尽头,而另一个袁枚则已跳出群峰而凌空俯视,只见重重青山仍然如同层层蚕茧将“人”四周包“裹’’住,无法冲出,以至不相信还有出路。这两句反映的是诗人“山行”时久不见平川的郁闷心态,但诗人将“青山”之大意象比喻为“茧”之小意象,甚是奇特,亦是本诗的妙处。惟有化大为小,才更能恰切地表达诗人于“山行”时的憋气不舒的感受。
这首诗不用一典,比喻精巧而易晓,是袁枚“性灵”之作的一个范例。
此诗写于作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出游浙江南部山区时。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有邑人妇,夜起溲溺,回则狼衔其子。妇急与狼争。狼一缓颊,妇夺儿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妇大号。邻人奔集,狼乃去。妇惊定作喜,指天画地,述狼衔儿状,己夺儿状。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缕,乃奔。此与地震时男妇两忘者,同一情状也。人之惶急无谋,一何可笑!
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
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者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晓笛引乡泪,秋冰鸣马蹄。
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
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
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