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楼桑、故居无处，青林留在祠宇。荒坛社散乌声喧，寂寞汉家箫鼓。春已暮。君不见、锦城花重惊风雨。刘郎良苦。尽玉垒青云，锦江秀色，办作一丘土！
西山好，满意龙盘虎踞。登临感怆千古。当时诸葛成何事，伯仲果谁伊吕？还自语。缘底事、十年来往燕南路？征鞍且驻。就老瓦盆边，田仇共饮，携手醉乡去。
刘备，你奋斗了一辈子，到今天，连你的故处都不知何在，你不过在成都拥有一座坟墓，何苦当初呢？昭烈庙前祭祀的人群与像前香火都已经消散冷落，只能听到乌鸦的喧闹，汉家的箭鼓早已寂寞，已变成异族的天下。暮城风雨，锦城花重，刘备和他的蜀汉政权，没有经住时代的风雨的袭击。刘备历尽辛苦，据有西川，终于还是不保，听任那戴着青云的玉垒山和秀丽的锦江水，为他“办作一丘土”，埋葬了。
大金建都燕京，满以为地势好，但也被迫南渡，又至灭亡，悲愤感怆。当时诸葛亮为治国的贤相又能怎么样呢？果真能与伊尹、吕尚的功业相比吗？心里想，缘于何事，也许就是这十几年来往在燕南路？征马的队伍将要停驻。算了吧，还是守着这块乡土，和农夫一起喝酒，到醉乡去寻找安乐吧！
该词上片从向楼桑村询问刘备故居起调，引出刘备的“祠宇”。紧接着以“荒坛”两句直笔描述眼前祠宇的苍凉与寂寞，转入咏叹。“乌声”，是“社散”之后的自然之景。人们于社日（从“春已暮”看，似是春社） 祭神散场之后，乌鸦飞来，争食残留的祭品，景象与辛弃疾《永遇乐》“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略同。着“乌声喧”（意当是鸦声喧闹）一景，并非写祠宇中的热闹，相反，正是为了渲染其苍凉，上应“荒坛”，同时也未尝不是金亡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缩影。“春已暮”，特写节候，开启“锦城花重惊风雨”一层。杜甫诗《春夜喜雨》有“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句，但这里却不象杜诗写得那样柔和，而用了一个“惊”字，是惊“风雨”，也是惊“春暮”。春暮风雨，锦城花重，不仅时序惊心，亦暗指时代政治的“风雨”可惊。刘备和他的蜀汉政权，就没有经受住那时代风雨的袭击。 “刘郎良苦”，指刘备。“玉垒”“锦江”等，取杜诗《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沉变古今”句意。玉垒、锦江，一山一水，皆在四川境内。这几句说刘备历尽辛苦，据有西川，终于还是不保，听任那戴着青云的玉垒和秀丽的锦江水，为他“办作一丘土”，埋葬了。言词之中，明显地流露着作者的同情、惋惜、悲悼的思想感情，极尽抚今追昔吊古兴叹之意。遗山另有《蜀昭烈庙》诗，中有“荒祠重过为凄然”、“锦官羽葆今何处？半夜楼桑叫杜鹃”等句，意与情均较显豁，可作理解此词的借鉴。
词的下片，先以“西山好”两句转写眼前现实。这里的“西山”，盖指北京西郊的西山，此山为太行山支脉。遗山癸卯在燕，曾登临，作品中也几次提到这里的“西山”，如《鹧鸪天》“八月芦沟风露清，只有西山满意青”，《出都诗》（之二）“留在西山尽泪垂”，其文《临锦堂记》“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等，皆是。这里的“西山”云云，带有回忆的意味，且词人虽身在楼桑，但出都未远，西山如在目前。在遗山看来，西山是很好的（可以“满意”的）“龙盘虎踞”之地，可是金朝已遭焦土之变，物是人非，故有“登临感怆千古”之慨。“诸葛”两句，即是词人“感怆千古”的内容：由自己的国变而想到蜀汉的灭亡，悲愤感怆，不禁对诸葛亮的功绩与评价，也产生了疑问。杜甫对诸葛亮早有“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 的评价，至于诸葛没能完成国家的统一，杜甫归结为“运移汉祚”。词人则不以为然，他以“成何事”责问诸葛，而以“伯仲果谁伊吕”动摇杜甫的结论，“果”字不仅表示了强烈的质问，而且也具有明显的否定语气。这是词人由自己的国变而引起的激愤之词。悲痛无以排解，只得就田翁痛饮，遁人醉乡以求片刻解脱而已。这里貌似旷达，实际上正是悲痛已极的表现。末三句取杜甫《少年行》“莫笑田家老瓦盆，共醉终同卧竹根”句意。
全词符合张炎“深于用事，精于炼句”的这一论断（《词源》）。该词用事引典较多，仅以杜诗来说，就直接引用了《春夜喜雨》（之五） 。像刘备、诸葛亮这些历史人物和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正史皆有记载，但词人并不去直接取之于史，而是取之于诗，既借用了诗中所反映的史实，又兼采了这些诗的艺术精华，再熔进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时代意识，进行再一次艺术加工，从而铸为新词，这是一种积极的引用法。词人在引用杜诗时，重新铸造的痕迹明显，如杜诗“花重锦官城”，花受春夜喜雨的滋润，“重”中充满欣喜，而元词中加一“惊”字，而且突出了“风雨”，把原诗中的欣喜，一扫而光，熔进了元代那个特定的时代气质和词人特定的思想感情，一字之变，境界全异。
金末词人元好问于癸卯（1243年）九月客燕京（今北京）。这年冬天，他由燕京回太原，道出范阳（即涿县），词人凭吊了汉昭烈庙，写下了该词。词人本是金代臣子，写作该词时他已是54岁的年龄，这时金已亡10年了。由于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所以作者在词中抚今追昔，吊古伤今。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无馀处矣。予故尝曰：“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
弯弯曲，新年新月钩寒玉。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
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
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
元好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金朝末年至大蒙古国时期文学家、历史学家。
元好问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曾作《箕山》《琴台》二诗，为北方文宗赵秉文所嘉赏，因而名震京师，号称“元才子”。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又以宏词科登第。后历任权国史院编修、镇平县令、内乡县令、南阳县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朝灭亡后，元好问被囚数年。晚年重回故乡，隐居不仕，于家中筑野史亭，潜心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辑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