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
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
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
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
军马交相奔驰之际，我在草堂拖着又老又病的身子。
拿着你的诗拜读以度时日，想到此次分别内心就不能平静。
我所在的峨眉日色晚，你要去的岘首春意生，地阔天高再难以相见。
请为我在襄阳年高望重的人中，尝试寻访像庞德公那样的高士。
杜甫创作该诗当时社会危机四伏，首先是西北一带常有羌、浑、吐蕃等异族侵扰。其次是各地武将叛乱时有发生，蜀中亦受影响。此时杜甫的个人状况也是贫病交加、精神苦闷；其度陇入蜀、弃官漂泊的原因，除却关辅饥荒，政治上倍受排挤以至被彻底边缘化，陷入“边缘情境”才是最主要的。对此，该诗首联“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就是最形象的反映。诗人开篇即是倾诉的情感姿态：在这战乱不息的时代里国步多艰，我老杜也是困守柴门既老且衰，别人无官一身轻，我却无官一身病！赠别诗一般会从具体的别时情形写起，杜甫在这里却嗟老叹病恨国运，写法独特。不过，首先交代离别的家国背景及个人的孤微身世，这种“大小相形”的感怀应该含有诗人的遗恨与无奈：此身空老矣，“无补圣明朝”。或者说，还有一些激愤：今我转蓬客西蜀，果真“官应老病休”。杜甫与友人应是同病相怜了，因为郑炼这次远赴襄阳属于罢官归养。正是两人境遇相似，又意趣相投，他们才会以诗传情而缔结深厚友谊，于是便引出该诗颔联：“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在潦倒困厄之中，是你的诗歌温暖了我的每一天；想到如今一别，怎不令我心惊神伤欲断肠。这两句在诵读时，句型已有变化，变成了“上三下二”的格式，即“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这样读起来就有别时哽咽的意味。
诗的颈联“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是对“别”字的形象化的补充，将“惊神”的感受化作了两个“时空并驭”的镜头。上句的“峨眉”是空间概念，代指送者即诗人所在的蜀地，“晚”是时间概念，一个令人伤感的时分，“地阔”是对空间特点的说明；下句的“岘首”是空间概念，代指行人即郑炼的将往之地襄阳，“春”是时间概念，一个怀人的季节，“天高”也是对空间特点的说明。“地阔”句言别离之际的时空，诗人的感受是：你这一去，让我顿觉蜀地之空阔寂寥、暮色暝暝，恐见汝之遥遥无期矣。“天高”句悬想揣度，言别后郑炼对自己的思念：料想你到襄阳之后，也会在春天的傍晚翘首云天，只觉天高地迥，再也见不到我的多病之身。如此前实后虚地并置两个“时空句”，离别的万千思绪尽在其中，含蓄至极。因是离乱时期的别离，“地阔”“天高”各置于句首而言之，则又有一别如雨、前途难料、生死未卜的伤感。依依不舍、忧心忡忡见于言外。这两句的组句特点及对表达情感的作用与上述之“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基本相同。
再看尾联“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诗人把时间推向未来，从而寄语友人。这联的情感比较复杂、纠结。寻访隐逸高士不过是盛唐诗人的时尚，诗人也的确仰慕庞德公能“处士节独苦”；但山林之思并不一定就是杜甫的真实意愿。这里，仍似有志莫能申的牢骚——“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其实，诗人报效朝廷的理想仍未泯灭。“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这是他在《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说的。他对严武说：“我这一辈子哪能终老蜀地？如果寿长的话，我定要重回长安为国效劳！”这才是真正的杜甫，其牢骚处亦正是忠君爱国处。
此诗当写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春，诗人已居成都草堂，生活刚刚有所稳定，但整个社会局势仍危机四伏、暗流涌动。该年，郑炼自剑南西川I节度使从事罢归故里襄阳，他与杜甫同籍，杜甫作此诗送别。
铜壶更漏残，红妆春梦阑，江上花无语，天涯人未还。倚楼闲，月明千里，隔江何处山。
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
乱山横翠幛，落月淡孤灯。
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僧。
再游应眷眷，聊亦记吾曾。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17，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对黄花人自羞，花依旧，人比黄花瘦。问花不语，花替人愁。
余行塞上，乘任载之车，见马之负辕者而感焉。
古之车，独辀加衡而服两马。今则一马夹辕而驾，领局于轭，背承乎韅，靳前而靽后。其登阤也，气尽喘汗而后能引其轮之却也；其下阤也，股蹙蹄攒而后能抗其辕之伏也。鞭策以劝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颠，折筋绝骨，无所避之。而众马之前导而旁驱者，不与焉。其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
噫！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然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称，则虽善御者不能调也。驽蹇者力不能胜，狡愤者易惧而变，有行坦途惊蹶而偾其车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泞旋淖陷，常自顿于辕中，而众马皆为所掣。呜呼！将车者其慎哉。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西南）。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分，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大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